印度医学的“脉”与“穴”

对于印度传统医学中有关人体“脉”与“穴”之论说的介绍，其主要依据是根据印度古代医学经典《妙闻集》中的若干章，全文选择包括；第3卷第9章《dhamani的详说》；第3卷第7章《sira的记述与分类》；第3卷第6章《有关各marman的叙述》；第3卷第8章《刺络法》，并就中印两种传统医学体系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给出了扼要提示。     

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

《耆婆书》（Jiuaka-pustaka)是出自敦粕藏经洞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书，约抄写于公元11世纪之前。它现存为4个部分。有医方精选集的特点，属于印度“生命吠陀”体系，该医书中还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文章主要从其内容结构、双语文本比较、相同医方比较等方面，讨论了《耆婆书》的一些特色。     

印度医学中的“味”（rasa）

“味”（rasa)是印度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代表饮食物中的精微物质，是决定一切营养功能与治疗作用的基础。围绕着这一概念，古代哲人展开了对其本质的热烈讨论，其中所提出的“潜在之味”、“消化后味”等子概念，皆属思辩性极强，但却不见于同样重视饮食与药物之“味”的中国医学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篇章中，对于印度传统医学中“味”的理论给予介绍和解说，并附有印度古代医学经典《妙闻集》（Susruta-samhita)与《She罗迦集》（Caraka-samhita)中若干有关章节的译。     

人类的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

古往今来,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思维现象,平时苦苦(?)而不能成功,偶然间头脑中出现一种契机,(?),一挥而就,(?)创作《阿Q正传》的最初意念(?)的人向他“一(?)”,使他“忽然想起来了”,(?)“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写出了第一章。还有郭沫若写《女神》,也是某种“诗兴”促使地,“象一匹野马”“任一(?)的冲动在那     

“变形”中的同与异--从《金驴记》、《促织》、《变形记》、《犀牛》、《疯狂的君子兰》五部变形作品谈起

“人变成非人”这一文学母题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屡有表现,具体到不同的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中又各有其特点。本文试以《金驴记》（古罗马阿普列乌斯）、《促织》（中国蒲松龄）、《变形记》（奥地利卡夫卡）、《犀牛》（法国尤奈斯库）和《疯狂的君子兰》（中国张辛欣）这五部作品为例,分析一下这些作品中“人变成非人”这一文学母题在这些不同时代作家的笔下表现出了怎样的同与异,继而希望在这一同与异的揭示中展示关于文学、关于不同时代以及作家个人的一些有益启示。     

《印度之行》：“故事”与“寓言”的成功融合

《印度之行》之行是英国著名小说家E．M．福斯特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分析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说明福斯特成功地综合运用了这两种创作手法，使《印度之行》成为一部兼具“故事”与“寓言”特征的作品。     

从王蒙的“无厘头”看公众的“浅阅读”

前不久,王蒙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语言的功能与陷阱陀罗尼》的演讲,内中充满了让人忍俊不住的“无厘头“风格他认为“阿Q没有追到吴妈,是因为语言方式有问题“、”贾宝玉和薛蟠的根本区别在于修辞方式“;他认为阿Q和吴妈”他们俩一个是光棍儿,一个是小寡妇,阿Q追求吴妈再正常不过了。他们没有成为情侣真是可惜。“王蒙认为,”如果他（阿Q）当时能深情地跪在吴妈面前,背上首徐志摩的诗,那他求爱早就成功了。”     

一脉相承话畜禽

早在汉代张骞开通中国和西域经济文化以及贸易交流通道之际,华南地区的广东也开通了水上“丝绸之路”。据《中非交通史初探》载,当时罗马帝国经常把商船开到印度,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也非常活跃,因此中国和大秦(古罗马)的贸易便通过印度而维     

浅析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读《阿Q正传》有感

阿Q是鲁迅作品《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其形象具有典型性。阿Q的影子随处可见。本文将从《阿Q正传》的创作背号及阿Q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阿Q的语言特点,阿Q精神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毫无疑问,通过阿Q,实实在在的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扎了中国人的脑海中。确实如鲁迅所言,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暴露国民的弱点,引起疗救的注意”。以阿Q命名的精神胜利法是主人公最突出的品性,阿Q也可以说是“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关于其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态可谓是五花八门,目不暇接。在必要的时候让阿Q自我麻痹,自我欺骗,自我陶醉,自我安慰,自我扩张。而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并非某阶级特有的,各个阶级的人在某种境遇下都可能去运用的一种方法。     

快乐暑假

本期“读者俱乐部”的论坛上有两个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快乐暑假·烦恼暑假”。当然,在这里,阿Sci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烦恼。暑假里不要光想着玩,不要忘记《科学大众》,不要忘记阿Sci。你们可以用手中的笔,给阿Sci写信,给《科学大众》投稿。     

残本《九章正明算法》录要

文章介绍张爵《九章正明算法》四郑明万历十年（1582年）重刊本之残本。该残本可以补充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正明算法”条之所略，并可据以辑得刘仕隆《九间通明算法》（1424年）“难题”的大部分内容。     

上帝的骰子──《周易》·笛卡尔坐标·六维空间体系第五章人身乃一小天地──经脉学说与六维空间体系

上帝的骰子──《周易》·笛卡尔坐标·六维空间体系第五章人身乃一小天地──经脉学说与六维空间体系周康龄中医经脉学的诸派书籍，源于汉朝以前《灵枢》、《素问》两种医书，今合称《黄帝内经》，距现在约两千多年，整个体系是相对稳定的，中国历来有“医”“易”同源之...     

跨越物种的征服——记吉林大学人兽共患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启军教授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从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本获普利策奖的书中,他把这些疾病称作“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     

现代农业进行时——现代农业蓝图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随着《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2011－2015年）〉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实施意见》的相继出台,一幅“十二五”期间的现代农业新蓝图,已然绘就。     

把《易经》备份到月球上

<正>人类的生存其实是很脆弱的,一场致命的瘟疫、一次大规模的核战争,或者一颗小行星的突然撞击,都可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最好把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像宗教、文化方面的经典,事先在别的星球上做个备份。如今,以色列人准备在2015年底把犹太教的经典《摩西五经》送往并保存在月球上。如果计划成功,那么印度教的经典《吠陀》和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也将在后续的飞行中被送往月球。这     

有关李之藻制作地球仪的史料

有关李之藻制作地球仪的记载，见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608底至1610年初在中国用意大利文撰写的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原稿计分五卷八十章，关于此地球仪之事，见第四卷第十五章，利氏手稿现存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1577-1628)将利氏原稿译成拉丁文（对原稿有所增删）出版，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汾屠立（Tacchi Venturi)将原稿连同利氏书信一起出版，名为《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德礼贤（Paqsuale M,DElia)在此基础上增加注释出版，名为《利玛窦全集－天主教中国开教史》。在汾屠立和德礼贤本中均有李之灌制作地球仪之事，而金尼阁本则将此内容略去，十分可惜。     

从动物模型的制备或生产方法浅谈疾病治疗方法的判断

根据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3)项,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一章第4.3.2节对治疗方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治疗方法,是指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恢复或获得健康或减少痛苦,进行阻断、缓解或者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然而,笔者在在审查实践中发现,某些动物模型制备或生产方法由于存在涉及疾病治疗的可能而属于疾病的治疗方法。笔者通过1个案例衍生出的3种可能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皇帝的正装

在古代,皇帝被视作“真龙天子”,所以皇袍上绣有龙饰,人们往往将皇帝的衣装泛称为“龙袍”。其实,中国皇帝最正式的衣装上不单单绣有龙形图案,还有其他图形。具体而言,主要有十二种纹饰,即“十二章”。据《晋书》记载,东晋第二位君主晋明帝“始采《周官》《礼记》《尚书》及诸儒记说,还备衮冕之服。……     

“支那”一词溯源

在《大唐西域记》里,印度人把唐代的中国称为摩诃至那。摩诃是梵文,表示“大,伟大”等意。由此可知,真正的中国国名,应是后两个字——至那。四个字合在一起,是印度人对中国的一种尊称。至那二字,在清代以前的佛经和典籍里,还有另外三种写法:郅那、脂那和支那。与唐僧同一朝代的高僧慧苑和尚编写了一部《华严经音义》,他给支那这个词下注:“支那,此翻为思维。”到了宋代,有位法云大师,觉得慧苑的说法不妥,就在自己编的《翻译名义集》一书中把慧苑的注释改成了:“支那,此云文物国。”这一改动,出入     

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

在本刊去年10月号陈晓平教授发表了《“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一文（以下简称《辨析》）,对敝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以下简称《继叛》）的论点,特别是与李约瑟问题有关者,提出不少批评和不同意见,本文对该文作一答复。但有一点须要首先澄清：《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