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诗考释——《李清照集校注》补正

清代学者杭世骏说过:“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道古堂集》卷八《李太白集辑注·序》)他强调注释古籍必须学识淹博、用语精审,也指出了替古籍作注的艰难。     

“绕朝”及其事新解

繞朝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传日:“繞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繞朝时为秦国大夫。据孔《疏》:“正义曰:‘服虔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杜注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士会当时即行,繞朝来不及书策为辞,并且事既密,也不宜以简牍赠人.此推断可能从《韩非子·说难》而来。《说难》云:“故繞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说难》虽记载了《左传》、《史记》二书之未载——“繞朝为戮于秦也”。但只记“繞朝之言当矣”.未具繞朝以策书赠人,故杜氏所疑不无道理.     

读《著书说》

古往今来,书出无穷,著书似乎是体面的事,明代名士风流就有"起个号,刻部稿"的时尚.然而,有书出版就可称为"著书"吗?未必.个中说法,且读清人郑献甫的<著书说>.这是一篇不起眼的短文,收在作者的<补学轩文集>里.文中提出衡量"著书"的唯一标准,即所著之书必须是"前所未有,后所不可无".平平淡淡两句话,意蕴深刻,警世正俗,万古不磨.     

韩非子述评

<正> 一、韩非其人关于韩非其人,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太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除去所引《说难》及司马迁对韩非的评说之外,仅387字.但是,凭这寥寥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知道韩非一个大概了:(一)他是“韩之诸公子”.(二)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是当时大儒荀况的门人.(三)“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喜爱的是刑名法术之学,而不是儒家的学问,他从黄老中寻找刑名法术之依归,但黄老之学,并不是刑名法术.(四)“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他属于残疾人之类.一般说来,残疾人以其残疾之故,用心比常人深刻.他善于写作,读其书,可知他的学术思想,以其峻峭锐利的文风,系统而完整地著明在他的书里.(五)“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下……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他著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徒托空言.(六)“人成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日:‘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撰”字质疑

现行六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对“异乎三子者之撰”的“撰”,注为“才能,指为政的才能。”我认为“撰”字的正确注释为“述说”。其理由有如下四点: 第一,“撰”的义项主要有:(1)写文章,述说,著书。如“著作东观,撰集《汉纪》。”(《后汉书·张衡传》)(2)具备。如     

高诱注阙疑例述略

高诱是汉代的训诂大师,在注解古书过程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未解处则“缺而不书”;于难解处则“书而不定”。高诱注中表“阙”的有“未闻”、“未达”等,表“疑”的有“或曰”、“一说”等。注释阙、疑的原因在于缺少正文参考或古人有异说而难定是非。     

论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理解

蒲松龄《聊斋志异》“体大思精,文奇义正”。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深有感慨地说:“是书遍天下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作者难,评者亦不易。”自这部作品问世后,说者蜂起,但真正了解其价值真髓的并不多,即使在作者当日,便已有知音难觅之喟叹,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闌自热。知我者,其     

邓析和《邓析子》的逻辑思想

邓析,郑国大夫。据《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邓析曾数难子产之法。又《左传·鲁定公九年》记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子产死于公元前522年,此时邓析当已壮年,而鲁定公九年即公元前501年,所以,邓析被确定为约生于公元前560年左右,死于公元前501年;比老子晚出,和孔子同时,而早于墨子。今流传有《邓析子》一书。但许多人怀疑其并非邓析所著,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就说:“《邓析子》乃战国晚期桓团辩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夫尝别自著书也。”《邓折子》曾经过刘向的一番整理,刘向还写有《校叙》以说明《邓析子》的篇数和内容。《校叙》曰:     

《秦史稿》正误一则

林剑鸣先生所著《秦史稿》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辟,读后很受启发.但该书第351页注(14)也有一个小小的失误。注云:“明宋濂《诸子辩》认为:《尉缭子》‘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际《古今伪书考》更举出‘证据’说:流传至今的《尉缭子》系‘伪’书。”此说恰恰误解了宋濂的原意。     

宏论入耳堪疗饥——记《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作者董平先生

某日偶翻报纸 ,见有《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一书的评价 ,书名先使人耳目一新 ,羿日去一位熟人办公室 ,见桌上竟有此书 !欲借来一读 ,不意此君竟说出“案头书皆可拿 ,唯此书不可借”的话。无形中更增加了我要弄到这本书的欲望。此书作者何人 ?在看了两次书名后并未在意。因为我读书看文章 ,象吃东西一样从来只尝味道不管产地、品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妇孺皆知 ,而在我青年时代那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的岁月 ,更曾用他“断齑划粥”的刻苦精神砥砺自己。称范氏是教育家 ,本就是前无古人 ,而贯以“伟大”二字 ,则…     

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

裴松之注《三国志》究意引用了多少种书?讫无定论,据两种有权威的说法看来,差距颇大。一是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裴松之三国志注”条中说:“今按松之所引书,凡[百]五十余种”。二是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中说:“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按:其意为主要是魏晋人著作,有少量的前人著作。),多到二百十种。”     

《三国志》研究编年(下)

公元1798年 清嘉庆三年 《三国志补注》、《补三国艺文志》作者侯康诞生。 案:侯氏,原名廷楷。字君模。所著《三国志补注》一卷,此书宗旨主要在补裴松之、杭世骏二家之遗。所据补者,大多为古籍,所补资料多引长文,还从金石资料中征引了一些碑刻文字。书中亦涉及考证,并颇精详准确。是书因杭世骏补注不够完善,而不称“续”,但《丛书集成》本仍标名为《三国志补注续》。另有广雅丛书本、史学丛书本。《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体例较特殊,以人系书,间有考释。     

《明湖居听书》艺术谈

这篇课文选自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据认为是作者自写的《原评》中说:“王小玉说书,为声色绝调,百炼生(刘鹗的化名)著书,为文章绝调。”双“绝调”的说法当然有些过分其辞——无论“声色”或“文章”,其艺术成就尚未超过白居易的《琵琶行》。更难说后人一定不及了。——但在《老残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历史命运,大概也同他本人的惨痛经历一样,是相当坎坷不平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正统文人由于从体现这一理论精神的《史记》中闻到了一股离经叛道的浓烈气味而交相指责,有的斥之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有的把书中的篇章指为“妄人”所录,有的则肆意谩骂:“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才作了一点持平之论,其中的佼佼者更进而继承和发扬司马迁“发愤著书”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释

一、歧说 《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的训解,历来多存歧义。综诸家之说,有代表性的有五种: 1.治民之术说。 此说以汉代郑玄和晋人张凭为代表。郑注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论语郑氏注》)张注曰:“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为政以刑,则防民之为奸,民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论语张氏注》)。     

“相见对难别亦难”小考

李义山《无题》“相见时难”一首,所见各家笺注本,对“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句,或只注字义,或不注释,皆未笺其出处。权威著作冯浩的《王谿生诗集笺注》仅曰:“首言相晤为难,光阴易过。”安徽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商隐诗选》也只说:“古人常说‘别易会难’,这句翻进一层,说会面本已困难,故分别更使人难以为怀。上‘难’指困难,下‘难’指难堪,含义有所不同。”李义山《无题》中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句,从内容和形式看,应是脱胎于曹丕《燕歌行》中的“别日何易见日难”(后李煜《浪淘沙》中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受两句启发)“相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干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名人与书拾趣

名人与书拾趣韩长代王夫之“嫁书”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书达２２４卷之多,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尚书引义》等。他大女儿出嫁时,陪送的嫁妆是一箱书稿。他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袁枚“吃书”清代诗人袁枚说：“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     

"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苏轼论宋诗

苏轼论宋诗,从总体上可以代表宋一代人的共同认识。其诗学观点主要有;“清”:宋人张扬的诗学个性;宋诗之主打风格:豪健乃宋诗之“筋”、“骨”;宋人之艺术天赋:诗、画(书)通神;“有味于枯槁”:宋诗美之所在;“穷而后工”:宋人对“发愤著书”说的理论超越;宋人诗学之精髓:人品乃诗品之魂;宋诗与社会的和谐:“有补于世”,适用为本;宋人诗艺之妙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简析《三国演义》的虚构手法

《三国演义》的成书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二是魏晋以来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等说唱文学:三是作者自己的发挥创造。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惑乱。”“七分实事”不难做到,而“三分虚构”却有一定难度,它需要作者有较强的文学功底,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通观整部小说,作者在进行艺术虚构时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