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作为京派的“他者”——从京海派论争来看

学界一般是从京派和海派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解说京海派论争,其实,租界文化现象才是论争的原发点和问题的核心.租界的文化风气和文化规则,构成了京派文化的"他者",一定程度上规约了京派的文学理念和京派文化身份的重构,京派的文化品格在与租界文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得以展开,京派对海派恶劣品性的批判,从反面确证了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意象与海派文化探析

上海是现代小说中最为常见的空间场域,“上海书写”则是构成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书写上海的众多作家中,张爱玲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张爱玲出生、成长于上海,对海派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并用文学创作丰富和发展了海派文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意象有着不同的呈现,包括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意象、作为殖民地的上海意象、作为传统城市的上海意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海派文化既有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细腻精致的生活态度,也有苍凉颓废的精神世界,而海派小说、生平经历以及沦陷区政治环境则是张爱玲小说上海意象与海派文化形成的原因。     

并非仅仅是“道契”——租界土地制度的再探讨

对近代中国租界土地制度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从那时起直至近年，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上海租界。一般认为，上海租界形成了以“永租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或以其独特的契约称之为“道契”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19世纪40年代随着上海租界制度的逐步成型，经过租界当局与上海地方政府的反复交涉形成的。1847年，上海中外当局共同确认了这种土地转让制度。     

论师陀租界时期的创作

师陀的文化立场和创作空间介于乡村和都市之间.由于受到上海租界文化的影响,他由原来的田园书写转而走向了表达都市男女的欲望以及知识分子在租界中的困境,作品呈现出与北京时期不同的讽刺风格.这种转变和上海租界以及由租界所滋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

穆时英小说研究趋势是一个从政治层面到艺术视角,从外部批评走向内部研究的过程。从租界文化角度较为详尽地论述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与上海租界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穆时英的小说创作。穆时英的上海租界小说具有前沿性,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都市文学或特区文学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颓废的上海租界与现代文学的颓废叙事

租界时代上海的颓废意识的形成,一方面受到西方颓废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租界语境密不可分.西方的颓废思潮传播到租界化的上海后,受到租界文化语境和时代语境的改造,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名士风流以及租界的疯狂享乐观念相结合,另一方面,讲求文艺功利效应的文艺家又试图以人文主义和民族大义的观念来重新划定颓废的意义边界,由此,生发出多种颓废文本样态,造成了二三十年代文学的颓废风格.     

“西区”的开发与上海的摩登时代

法租界西区是上海租界最晚形成的一个区域，它的大规模开发，始于1914年《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颁布以后。当时，上海恰好开始步入所谓的“摩登时代”。上海迈向摩登和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上海工商业大发展、社会财富骤增和再分配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一个新的上流社会和一个比上流社会远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形成、壮大，他们催生并主导了上海新的消费革命，表现在住宅方面，就是大批的豪华公寓和花园洋房的次第兴建。西区的定位和开发，契合了新富裕阶层的住宅消费需求和住宅消费浪潮，从而成为中外富人聚居的国际化社区，真正意义上的“富人的天堂”。作为摩登时代的建筑遗存，西区的花园洋房群落如今已成为中国仅有、世界罕见的建筑风景。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文学艺术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是京派和海派的母体。上海文化的洋化程度较深，这使海派的文学选择明显带有先锋性；京派的文化选择既是平民，又是贵族的。与此相对应，是京派小说家以高品位文人而自居为“乡下人”，而海派作家的文化角色则是“敏感的都市人”。在审美追求上，京派重乡土民俗，海派重洋场声色。京派使自然人性带上浪漫情调的神性，海派使现代都市性意识蒙上死亡的阴影。     

论师陀小说《结婚》的租界叙事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以结婚这一主题为脉络,展示了租界化上海的独特层面。《结婚》和上海租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揭示出租界深层的文化特性,并且渗透着殖民的因子,这些都凸显出师陀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困境。     

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与现代社会

近代上海租界的法制是现代法制.这一法制引导、规范了上海租界现代社会,其中包括:现代议政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现代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施行、现代司法的诞生和运作、现代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等.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中有瑕疵,包括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等方面.形成这种瑕疵的原因主要是:上海租界当局有殖民意识、部分执法司法人员法律素质低、上海租界当局不深谙上海的社会实情等.上海租界现代法制的瑕疵对上海租界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之出现了病态.     

租界——上海历史近代化的双刃剑

存在百年之久的上海租界,既是外国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中国了解和接受西方文明的窗口。它的存在,对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究其成因,既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更有上海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     

上海小报中的两种市民文化

鸳蝴和海派的界定历来不能达成共识,考察上海小报文化形态的衍变过程,对这类问题研究具有推进作用。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构成了近现代上海市民文化,这二者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了上海市民文化的轨迹。鸳蝴文化起源于士大夫和市民文化的结合,经历了“由雅到俗”的过程;海派文化接续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血脉,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境遇下,逐渐向“俗”定位。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论租界与中国的近代化

租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象征 ,但又树立了近代西方城市的模板 ,促进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 ;租界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基地 ,但又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因素 ;租界既是殖民侵略的桥头堡 ,又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在落后的封建中国的窗口。租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租界社会与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

租界社会与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租界的移民社会为报刊发展提供了广泛的读者群;租界繁荣的商业环境培植了传播媒介的生长点;租界内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与先进的传播手段,提升了媒介传播速度。九国租界的存在,为近代天津新闻事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和相对有利的客观环境。     

上海租界语境下丁玲早期作品的颓废叙事

在租界化上海,很多现代作家的文本格调都呈现出一定的颓废气息,丁玲是其中之一。颓废可以指一个城市的外在形态,也可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通过深入解读丁玲早期一些作品里的颓废叙事,以此来剖析在租界化上海语境下,丁玲早期作品中的颓废叙事所蕴藏的丰富内涵。颓废的外在形态主要从浮华上海的外表出发,从文本的直接表达与间接表达两个方面加以展开;颓废的内在特征主要以情与欲为中心,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态度来解读;颓废的本质特征主要从作品主人公的人生态度出发,主要以人生孤独感与生命价值的虚无感为主。     

论租界文化语境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

在动荡的历史洪流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作为租界文化的代言人,具有租界文化所带来的重要特质,租界文化对上海各个领域的重大影响,导致了上海在历史的动荡中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良友》画报作为当时重要刊物,在租界文化的侵染下,使报刊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租界文化元素。本文从租界文化这一角度出发,阐释《良友》画报所凸现的租界文化的特性,即中西合璧、今昔交融的杂糅社会和市民化的商业社会,同时试图阐发《良友》对租界文化作出的反思。     

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

近代上海的初期,移民以福建、广东人为主,但不久被江浙等地的移民所取代,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小刀会起义有紧密关联。小刀会起义使闽粤人在上海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他们被迫转移移民路线,下南洋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而江浙人凭借其地理优势、生活习惯优势及经营优势成为了移民的主体。同时,小刀会起义使上海租界的格局发生变化,由“华洋分居”转向“华洋杂处”,租界逐渐成为移民的主要集聚地,并加快了向上海移民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