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自我认同及其危机：1980年代与1990年代小说的辩证

1980年代初期文学通过重建“启蒙”叙事和重构“现代化”意识,以达到对历史的“中断”和“修复”并重建自我认同。在此过程中,现代主义话语与新启蒙话语既有力地参与了“人”和“启蒙理性”的建构,又以其内在的分裂性而自我解构。1990年代启蒙叙事的渍败和“人”的解体,既是全球化背景下认同危机的新变,又是1980年代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与“历史”构成了第一个辩证,1990年代与1980年代构成了第二个辩证。     

文学的“断裂”与社会转型--对1985年前后文学的反思

学界习惯以1985年为界将1980年代文学“断裂”为两个阶段,这种描述不仅包含着文学简单从反映社会到追求文学本体的艺术转变,更重要的是潜在地含有此是而彼非、高扬文学审美性而贬低文学社会性的价值判断,背后隐含着一种对全新历史时代强烈渴求的心理,是以有意排拒社会变革转型为基础。实际上,1985年前后的文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日常世俗生活、独特的都市经验、复杂的价值观念冲突等方面,不仅聚集了社会转型期所有的斗争和分化、裂变与重合、妥协与对抗,浓缩了社会转型期一代人的精神思想和心灵状貌,而且开启了1990年代大众文化狂欢的源头,为1990年代的文学埋下伏笔,体现出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相同时代语境下的不同文学表达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

"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在文革文学语境下,表现出不同倾向和各自的文学特征.这两类作品在"色调"、"文革"表述、"无我与有我"等三方面具有差异性.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近代“中国”认同危机

出于对"亡国灭种"的担忧,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反思传统和提倡维新渐成大势,传统中国的"天下与中国"、"国家与朝廷"这两对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知识精英以"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主权"、"土地"、"人民"来比照大一统中国的内外关系,使"中国"认同危机逐步显现出来.在民族国家已形成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探寻到既能契合民族国家话语又能消除大一统中国认同危机的国家建构途径,是近代知识精英面临的难题.中国认同危机一直到"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等词语的出现和使用,才逐渐得到缓和并最终消解.     

论90年代文学的变革

90年代中国学正在实践着的变革已推进了学的深层面,并以一种彻底反叛的姿态,多元地思索着中国学“现代化”的命运。这一变革以“两个抛弃”、“两个觉醒”、“两个误差”为主要特征,有其推陈出新的一面,也有其不足和粗糙的一面,但最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更好地反思并建构21世纪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王礼锡与30年代中国文学

王礼锡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重要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对王礼锡的研究非常大缺，甚至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长期遗忘。他的文学活动在30年代。由他发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倡导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直接促使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巨著《子夜》的诞生。他的诗歌创作，以来自现实的战斗的声音，为古老的格律诗体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他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献身于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断然放弃旧体诗，转而投入新体的抗战诗的创作。     

身体叙事的文学“人性论”考察

文学与人性，这似乎是一个难以了结的话题。回眸二十多年的文艺思潮史，充满着林林总总而纷繁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令人倍感眼花缭乱。但总的趋向凸显出在深厚而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色彩中逐渐剥离出一个赤裸的人性来．以此作为文学的栖息之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躯体语言”书写、“下半身”写作的兴起，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最后的简明——人性即人的肉体性。“下半身”写作的文学与文化姿态，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界与文化界对待与书写身体方面的几个典型文化症候。审视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对文学的“人性论”进行严肃的反思与省察，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值得凭吊的墓地——透视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热”

苏联学在中国的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潮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化原因苏联学在中国流行的原动力是学理念的差异和互补，意识形态的相同或相近只是外部形态。     

1990年代文学的欲望话语与道家快乐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90年代文学的欲望话语肆意张扬,更广泛更典型的是对＂物欲＂和＂情欲＂的书写,前者表现为对物质奢华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以性本能为主的感官享乐的追求。当把90年代文学的欲望话语同道家快乐观进行对比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前者与后者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其中与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道家纵欲论快乐观形成契合关系,与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无为论快乐观则构成拆解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同时显示着我们时代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     

八十年代男子汉文学中的传统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阳刚之风，我们暂且把这类展现东方硬汉精神的作品统称为“男子汉文学”。本文试从其体现的英雄情感，封建意识，分析揭示它们所受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     

从语篇系统看80后和90后的差异

每个群体都有其语篇系统,80后和90后两代人也一样。而来自不同语篇系统的人常常因为不了解他人的语篇系统而造成误解。在此以语篇系统中的一类——代别语篇系统为基础,从构成语篇系统的四个部分——意识形态、社会化、语篇形式和面子系统入手,通过一段80后和90后的对话,分析80后和90后的差异及其本质,以利于这两代人能进行友好交流。     

两性和谐关系背后的阳性论述——重读《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极力推崇两性的平等,把两性的性的和谐圆满当作救世的良方,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为寻求完美的两性关系而努力。但他的叙事话语中却始终充斥着阳性论述,这在他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尤为明显。在劳伦斯的笔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两位女性康妮和白黛.古蒂斯在两性关系中始终处于屈从的地位,这说明并揭露了男权社会的意识和形态对劳伦斯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异化和扭曲。     

八十年代文学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

本期专栏刊发张伟栋的《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一文,旨在探讨80年代初现代文学重评运动的思想史内涵。这一内涵体现在＂拨乱反正＂的历史向度中,现代文学研究以文学与政治相互交错的双重视野展开对文学历史的确认和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从而确立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史地位。该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和80年代初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考察,试图完成这一叙述。     

试论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文学主体性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转折点与里程碑。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对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文学主体性在中国的论争及建构的阐释,而常常忽视对文学主体性思潮发展历程的梳理。因此本文从史实出发论述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与接受

论文是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在80年代的译介和接受的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是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文艺政策、本土创作现状密切相关。论文以翔实的资料,通过梳理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文革”后艰难地冲破禁区,到80年代大量地引进,总结了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的特征,并深入分析了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与现代派文学的接受之间占匀内在关联。     

八十年代文学与人大课堂

主持人语:从上个学期开始,我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开了一门“重读八十年代作品”的讨论课。讨论课由我主讲,改为将一些对于今天来说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分给各位博士生,由他们先找资料,然后写出文章,并对这些作品重读的方式来进行。当然,每位同学的“重读”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也会因不同的看法发生争论。但大家注意到,鉴于研究界对“八十年代文学”所达成的“共识”,文学史在强调它的历史进化和整体性的同时,总是以遮蔽其更具活力的文本异质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那一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建…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语:本期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依然是“人大课堂”80年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一篇是关于第三代诗歌的研究,一篇是关于期刊的研究。《〈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讨论的是“新诗潮”的起源问题,在以往的文学史描述中,朦胧诗被认为是“新诗潮”唯一的源头,第三代诗歌是在对“朦胧诗”的继承或断裂的基础上出现的。通过对“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分析以及对于坚“个人经验”和“知识构成”的考察,杨庆祥在文章中质疑了将于坚划入“第三代诗人”的文学史“认定”,辩驳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一代人的文革“…     

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产生“重读”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文学研究本身需要重读;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界的自觉倡导;三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它以198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经历了由依赖政治向回归文学本身的转变过程;前期是文学的“拨乱反正”,后期是拨“政治”反“文学”,贯穿前后的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读”在履行文学批评的同时,承担了双重的启蒙任务,它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路遥文学中的男权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意识对路遥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制约。路遥的男权意识在其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显示了女性对男性物质与精神的依附，贤妻良母的婚姻模式显示了男性对女性从肉体到精神的束缚与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