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最早当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季至四十七年(1619)秋元,即所谓“万历本”,今已亡佚。今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秋冬之际,刻成于天启三年(1623),称之谓“万历至天启刻本”。《新刘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崇祯本”,它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为底本,刻成于崇祯年     

晚明海澄县名宦王穀家世与生平事迹考

王穀,字半江、汝璧,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人,王镐之孙、王洙之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知县。任内恪尽职守,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先后兴建海澄县城、际留仓、养济院等,还参与修纂万历元年《漳州府志》。他主持兴建的海澄县城被尊称为“王公城”。他离任后,获建生祠“王公祠”。吕旻《新建海澄县城碑记》曾述其宦绩,傅夏器为其撰《王公城碑记》,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崇祯《海澄县志》、嘉庆《台州外书》均有传。     

是英雄还是罪人-张遇留事迹新考

明末新泰名人张遇留，方志中载其战死于“崇祯癸未”新泰“城难”。关于此役，有学者认为是指崇祯十六年“土寇”围攻新泰之战；本文则根据《胜朝列节诸臣录》与新检茨的卢hong《张氏二烈士祠记》之记载，考明“城难”实为清军入塞攻掠新泰之战。因此张遇留绝不是抗拒农民起义而死的历史罪人，而是抗清殉节的民族英雄。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西方大学讲义的译介

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来华耶稣会士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大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讲义,其译著包括《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灵言蠡勺》、《寰有诠》、《修身西学》、《名理探》等。耶稣会士通过译介西方大学讲义导入了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并开创了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先河。     

《金瓶梅》正误举要

《金瓶梅》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名著。现存于世的最具有权威性的本子,是付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本”);大约过了一二十年后的崇祯年间,有一种对词话本删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崇     

《桃花扇》中的苏昆生

“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哀江南》中,苏昆生挟泪蘸血的声声悲歌,气薄云天,情恸山河,使《桃花扇》全剧的悲怆情感达到高潮,也留下了绵绵不绝的“余韵”。那么,唱曲之人苏昆生为《桃花扇》中何许人物? 苏昆生的原型周如松,河南固始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唱曲艺人。《桃花扇》中的苏昆生则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万历年间一小童,崇祯朝代半衰翁。”(《草檄》)饱看五十年沧桑变幻的苏昆生虽非《桃花扇》中主要人物,却是绾结“离合之情”、映带“兴亡之感”不可缺少的角色。     

17世纪《穷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翻译与传播

17世纪南怀仁编纂的《穷理学》向国人系统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并展示了以演绎推理为"贯穿众学之具"的西学知识体系。但因中西知识观的差异、当时政治文化环境趋于保守以及南怀仁交友圈子狭窄等原因而未被接受与传播。该书散佚民间,遭受冷落,致使中国丧失了更新旧的知识论与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改造传统思维方法的机会。因此,揭示其文本内容与特征,并分析其遭受冷遇之原因对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有警示意义。     

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

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对于外语和西学译介,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而至积极倡导,近代外语观的嬗变从侧面折射出国人由华夷之辨的蒙昧走向开放、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进取精神。其背后潜含着各派基于不同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话语权的争夺。     

略论西学东渐与晚清上海工商界

鸦片战争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工商界在西学输入的过程中积极成长并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他们主张学习西学,取法西人,建立自己的商人商会;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图自强、护我主权,以救“吾商”,以商立国。     

《“公车上书”新解》质疑

李正中同志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了《“公车上书”新解》一文。文章认为《西汉会要·选举上》建始三年十二月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部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中“诣公车”的“诣”是“到”之意。而“公车”,据《史记·滑稽列传》“朔(指东方朔)初入长安,     

略论西学东渐与晚清上海工商界

鸦片战争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工商界在此西学输入的过程中积极成长并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他们主张学习西学、取法西人,建立自己的商人商会,瑕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图自强、护我主权,以救“吾商”,以商立国。     

《孟子二章》“拂士”辨疑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孟子二章》) 其中“拂士”,课本注释为:“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拂,同‘弼’,辅弼。”此注欠妥。 杨伯峻《孟子译注》、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辞海》皆训“拂士”之“拂”通“弼”,义为辅佐、辅弼。而《辞源》“拂土”条注云:“能够直谏矫正君主过失的人。拂通弼。”并以此句为书证。比较以上二说,愚以为《辞源》的解释更为妥帖。其理由如次:     

从《校邠庐抗议》探究冯桂芬的科学技术思想

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校邠庐抗议》是中国近代第一本"采西学"、"制洋器"的宣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被誉为"关系民生国命,而旁及于西人格致之学"的书。本文试从《校邠庐抗议》一书管窥冯桂芬的科学技术思想。     

泰山“九莲菩萨”和“智上菩萨”考

泰山上的“九莲菩萨”和“智上菩萨”并非佛教的菩萨,而是明朝万历皇帝牛翊钧的生母孝定皇太后李氏和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生母孝纯皇太后刘区,其深化过程,说明最高统治假借神道之用心与明代民间宗教勃兴之背景。     

叶宪祖生平及其《四艳记》剧类之辨正

叶宪祖于天启六年(1626)迁工部主事后,旋即升为该部郎中,晋升时限当在天启六年十月到七年八月之间。黄宗羲《改葬墓志铭》和《明史》的相关记载均不误,只是因为其中省略了一段事实过程。宪祖起复年份在崇祯元年,而他任南京刑部之职则应在崇祯三年(1630),且所任为刑部主事一职,而非“部郎”或“侍郎”。《明诗综》等对之未加考究,以致以讹传讹。应当结合《四艳记》的结构形式,以“南曲十一折(出)”的标准来确定其剧类。该剧内部结构明显呈现“块状”。将《四艳记》定为杂剧是合适的。     

略论崇祯的用人观

嘉靖以后的明代君主,很少有勤于政事的。嘉靖佞道成性,为求长生之术,二十几年不朝,隆庆、万历亦相差无几,熹宗当政期间,不理政事,唯嗜木工。国事日非,政局日乱。天启七年,朱由检由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崇祯。即位之初,就显示出他的“锐意求治”,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捕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整肃吏治,戒谕百官     

关于张士诚的出身——读书札记

张士诚的出身问题,有“亭民”、“私盐贩”,“渔夫盐贩”诸说,甚至还有“亭民”与“私盐贩”并称的,我以为均不确切。《元史》称张士诚为“白驹场亭民”(卷四十三,顺帝纪;卷一九四,李齐传);晚出的著作有说他“贩盐为业”的;而《元史类编》卷四十一则说:“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民,与弟士义、上德、士信,(?)贩盐为业。”看来,众说纷纭,还是各有所本的。首先应当明确,亭民和私盐贩并不是一回事。《宋史·食货志》说:“环海之湄,     

礼、俗与语言

<正>“礼俗”二字很早就已经并提使用。《周礼·天官·大宰》：“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在《地官·土均》和《秋官·小行人》等处也有类似的记述。在这些文字中，“礼俗”被放置到与法则、禄位、刑赏等“国之利器”以及被列为“国之大事”的祭祀并驾齐驱的地位。《大宰》的八则之中，驭官用法，驭吏靠废与置，驭士则以禄与位，驾驭驱使无权无位的老百姓呢，就靠礼俗的引导和约束。而“民”对上又是有义务的，所以在“驭士”与“驭民”     

《穷理学》为什么没有被接受?

《穷理学》以逻辑学为基础而建构的西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以经史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知识体系完全不同.但是,这一可以为传统知识系统输入新鲜血液的西学集成之作并没有被康熙帝和他的大臣们接受,其原因是什么?论文从文本内容、南怀仁的目的 、态度与方法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予以分析,认为清前期帝国和皇权的政治需求是导致其不被接受的决定性因素.     

银雀山汉简所见“杀士”试解

“杀士”一词见于《尉缭子》等传世兵书中,银雀山汉简《兵令》也见“杀士”,《孙膑兵法》更有《杀士》残篇。学者们对它有多种解释,包括“杀死士卒”、“减少士卒”等。这些解释比较符合“杀士”的字面词义,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与兵法著作者的本意和当时的战争实际相去甚远。将“杀士”理解为“牺牲士卒”也有违军法“亡士卒多者,斩”这条军法。结合军法原理和有关条款,应该把“杀士”这个概念理解为：通过赏信罚必,使兵卒成为敢于拼死杀敌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