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之"三统并建说"

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潮,牟宗三致力于为儒学"开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外王".他认为,就特征来讲,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架构表现",而中国哲学是"理性的运用表现".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形上层面由"理性的运用表现"通过"曲通""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而此"曲通"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进而,为了在现实层面促进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提出了"三统并建说",主张通过"肯定""道统"以稳住儒学之传统慧命,"开出""学统"以建立科学知识,"继续""政统"以确立民主政治.在这"三统"当中,面对现时代之需要应以"学统"和"政统"为主,但"学统"和"政统"的根本还在于"道统"之"肯定".     

论波普尔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对政治哲学上的民主制理论构建有重要的影响.以波普尔主权、民主、自由、宽容等悖论问题及其回答的方式为视角,阐述波普尔的自由民主观相对于传统的民主观点是否定的、改良的和制度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儒家“反求诸己”精神的当代理解——唐君毅先生《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解读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当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领域广泛、内容丰富,其著作在海内外影响深远。唐君毅先生的著作《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从儒学的价值出发,阐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尤其对中国人文主义及道德自我建立的论述意义深刻。用他的话说"发展中国人文精神,以重建吾人之道德生活"是本书的旨意。唐君毅先生的观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以及理解儒家"反求诸己"精神在当代科学、民主、政治及精神(价值)领域的作用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西方社群主义与儒家政治哲学

作为一种强调"社会本位"的政治学说,与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相颉颃的西方现代社群主义学说和儒家学说之间无疑有其理论上的共通之处。然而,这种共通之处并不意味着由之可以回避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学说为我们所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因此,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毋宁说肩负着双重使命:其既需要使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发扬光大,又必须积极回归于公益政治、共和精神的传统之中。易言之,不是二者之间的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二者之兼综的一种"第三条道路"、一种"后现代行政",这才是中国社会行政改革的真正归宿。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政治思想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时期。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虽有差别,但并不是对立的,是对同一事物不同侧面的强调,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曾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它的确是昙花一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地否定它。作为曾经声势浩大、盛极一时的思想遗产,我们要重新审视它的历史,去探究它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对于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大学生思想的不良影响及对策分析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近年来对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中以梳理为主,主要介绍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本质对我国大学生的不良影响及其对策。     

试论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它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为理论依据,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主张新的个人主义、积极自由观,强调国家干预,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从其产生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它的一些理论也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内圣外王”之新解--以熊十力“内圣外王”思想为中心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从文献来看,真正发挥“内圣外王”之旨的主要还是儒家。“内圣外王”也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这种新道统论虽然有所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但亦有其现代的新意涵,民主与科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论传统儒家道统论还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大都主张“内圣”开启“外王”,坚持“内圣”与“外王”的一致。熊十力虽对“内圣外王”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但仍然局限于此。“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人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概率几乎是零。其实,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会得到改造。也就是说,不是“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在“外王”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以外王的事业功效充实心性道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圆满的内圣人格。     

儒家道德自觉思想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儒家道德自觉思想是儒家德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以"内圣外王"为最高道德境界的道德目标自觉,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内容自觉,以"反求诸己"为主要途径的道德方法自觉,以"慎独"为主要精神的道德境界自觉。对儒家道德自觉思想中的内涵予以深究,有利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拓创新。     

试析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

随着传统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端日益凸显,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作为矫正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利器,逐渐走进并占据了学者的视野。在这其中,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不但对传统的民主理论进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反思,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以其原创性和深刻性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巴伯的强势民主也存在政治——经济优先性、广度——深度和参与成本问题等三方面的矛盾,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并予以改进。     

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经济思潮,在凯恩斯主义失灵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借助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企图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对我国的经济、政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是在公民社会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发展提出的.它通过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交往的制度化和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指出民主的形成过程是商议和交往,是非纯粹的程序民主.通过对该理论在我国运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对比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的民主环境、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     

超越二元对立: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新型关系探析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政民主的核心问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把二者的对立绝对化,由此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超越二元对立的前提在于,运用人类政治智慧对二者的关系合理定位。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通过合作治理,有可能走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的困境。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使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达到了最为成熟的状态。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区分为正义论阶段与政治自由主义阶段。在正义论阶段,无知之幕的思想从价值层面出发,较好地论证了福利社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思想仍然存在逻辑上的不足之处。在政治自由主义阶段,对公共理性的阐述,克服了康德政治思想必须要诉诸于对自由意志假定的缺陷,使得政治层面的合理性以一种内在必然性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由于他仍然秉承着传统自由主义的理性观,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能够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

科学把握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是进一步推进新的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总的来说,政经互动规律、分层渐进规律以及发展创新规律构成了我国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     

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的理论宗趣

在20世纪以重建文化中国为理想的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家援西入儒建构了从宇宙本体论、人性论到境界论联贯如一的儒家人文主义人生境界论体系,并以此为拓展和挺立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现代新型理论形态。从最具代表性的冯友兰"人生觉解四境说"、方东美"二层六境说"和唐君毅"心通九境论"之通性来看,扬厉儒家人文主义、开显生命的精神空间、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勾绘超越的生命层级和恪守道德中心主义,是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的总体性特征和理论旨归。     

试论罗尔斯《正义论》与当代政治哲学主题的转换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原初状态为正义原则选择的环境,以社会最少受惠者的生活前景为正义选择的参照点,批判了功利主义,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突出地解决了平等问题,让自由主义的主题从自由转向平等,从而让政治哲学的主题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     

论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现代性

雅典民主政治具有现代意义,至今仍对世界的政治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中国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为了顺利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回顾和借鉴人类文明中雅典民主政治的先进成果并力求去陈推新、继往开来,十分必要。     

浅析新保守主义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西方两大政治思潮,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在政治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新保守主义批判现代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积极自由和福利国家,主张消极自由和个人竞争;批判结果平等,主张机会平等;批判理性主义,重视传统与经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以“民主与独裁”之争为考察中心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民族主义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普遍与最重要的思潮,自由主义最先被引进中国也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往往忽视了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终极关怀。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强,一批留学欧美服膺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放弃民主制度,转而鼓吹开明专制或新式独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