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旱灾中的社会救助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发生严重旱灾。省内外慈善团体积极投入赈灾活动。华洋义赈会和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也进入救灾组织行列，华洋义赈会还斥资修筑民生渠，以赈民生。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灾荒教训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政府和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救济工作,灾民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自救措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救灾效果很不理想,饿殍遍地、人民流离失所。本次旱灾救济工作,在防灾方面的教训是能够抗御旱灾的水利设施严重废弃,面对旱灾,广大人民束手无策;同时由于政局动荡等原因,民间存储虚空,无力应对连续四年的大灾。在救灾方面的教训是政府忙于战争,无心也无力救灾;交通不善,严重地制约了救灾工作的开展,土匪横行既加重了灾荒的程度,也限制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救灾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海关附加赈捐政策的发展演变

20世纪20年代初华北爆发严重旱灾,为筹集救济金,中国政府向北京外交团提出加征海关赈捐以抵押借款的方案。各国驻华使节意见虽有分歧,然综合考量商业利益、对华关系及人道因素,在提出诸多附带条件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此后,这一模式也应用于南方各省的救灾活动。在具体实施方面,由于中外双方在赈捐监管、分配、加征对象及时限等问题上多有龃龉,再加上外商群体的抵制态度,赈捐加征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列强在经济政策上的有限让步与对赈灾事务的强势干预并行不悖,是其一战后对华协调外交特征的体现。     

民国以前岳阳地区贩灾救灾的措施研究

岳阳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导致灾荒不断。民国以前朝廷和各级官员为救灾民于水火,采取了多种赈灾救灾措施。从赈源上主要有朝赈、官赈、民赈;在救灾方式上主要采取急赈、平粜、赈贷、工赈等。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民间甚至一些官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亦采取巫术救灾。     

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中原地区遭到历史上罕见的震惊中外大灾荒。旱、蝗、涝灾接踵而至.挣扎于水深火热中的河南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在此情景和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及河南省当局调查灾情,制定救灾方案.筹集粮款、疏遣灾民、举办工赈、设立粥厂等措施在救灾初期曾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战火肆虐、政府腐败、财力困乏,各级官吏贪污中饱、地方富豪趁机盘剥等,人祸更加重了天灾。救灾收效甚微。     

晚清湖南自然灾害及荒政研究

晚清由于"四口南流"局面形成,江水犯湖水的情况日益加剧,加上人口剧增,生态破坏,洞庭湖淤积严重,人争水道更加突出,湖南自然灾害尤其是水灾日趋严重.加上吏治败坏,还有旱灾、虫灾、风灾、雹灾、雪灾和疫灾等,都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了社会稳定和王朝的长治久安,晚清政府和民间在减灾防灾和救灾赈灾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在赈务制度化和社会化、赈灾手段和灾情信息传播近代化以及新式士绅投身于赈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时代特色,标志着传统荒政开始向近代荒政的嬗变.     

古代湖南荒政之赈源研究

古代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的类型据赈款赈粮的来源及施赈主持者可分为朝赈、官赈和民赈。朝赈、官赈主要依靠国库或地方库藏，主要来源于人民交纳赋税，为弥补不足，历代还通过捐职、赎罪、用羡余和假馈纳等途径增加赈源。民赈由民间义绅自愿捐纳。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些为赈灾救灾作出过贡献的人。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赈

农赈作为一种赈灾方法被明确提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一种与急赈、工赈并列的救灾方法,它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这一时期农赈的起源、发展及具体操作情况,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救济机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论湖南对1923年日本震灾的救助

1923年日本发生严重地震，中国各界积极投入救灾，湖南也参与其中。湖南在本次救灾中主要的救助活动包括由湖南华洋筹赈会召集各界分途募款，湖南省政府在米禁的情况下允许日本在湘采买谷米赈灾。这一行动反映了赈灾活动超越国界和政治的人道主义本质。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灾荒中的人口问题述论

20年代末的绥远灾荒，使得该地区民众大批死亡，而更多的人则沦为为求生存而四处逃亡的灾民。同时，还出现了相当猖橛的人口买卖现象，地方当局虽有令禁止，但实同具文。与这些情况随之发生的。是绥远地区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街。总之，这一时期绥远地区的重大灾荒，引发了严重的人口问题。     

宋代豪横的危害以及惩治

宋代的豪横势力主要指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以及痞流氓和流寇盗匪。他们非法侵夺土地、擅威乡里、非法经营，甚至残害百姓，给地方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宋政府对豪横势力总体上是宽容的，一般根据其犯罪情节，予以惩治；而对危及统治的行为，则坚决镇压。     

"走西口"与近代绥远地区的匪患

清末民国时期,走西口移民大量涌入绥远地区,给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很大冲击.近代以来历届政府出于移民实边、充裕国库的需要鼓励老百姓走西口,但并没有对整个移民活动进行统筹规划,也没有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移民的权益,使他们能够在移入地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走西口"移民活动完全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行的.加之近代绥远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基层控制能力薄弱以及移民自身素质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部分移民最终走上了匪盗之路.     

抗战时期绥西的合作农场

抗战时期绥西合作农场,作为民生经济合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办源于1940年绥西的土地整理。当时,绥远省政当局为增加战时生产以配合军事胜利,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经土地整理丈余公田及取缔包租转租的蒙地。五十顷以上者交由省合作事业处组建合作农场经营。这一举措既促使绥西的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又为抗战能得以坚持提供了经济保障。然其依旧是一个农村经济革故鼎新进程中的量变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政府对边疆教育的推进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省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绥远省政府实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战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缺乏,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低下,以及绥远省政府在推行边疆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同题,最终导致其教育预计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论个人账户基本养老基金投资障碍的处置

个人账户基本养老基金入市投资是解决在岗职工未来养老保障给付危机的积极办法。目前个人账户基金入市投资在市场障碍。政府当务之急是要设法补实个人账户基金，改善上市公司质量，规范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行为，提高经济鉴证信息质量以控制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国内金融工具创新，统一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构建有效的养老金投资组合以降低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使个人账户养老金入市投资尽早成为现实。     

晋绥抗日根据地农业研究

晋绥边区党和政府把农业作为战时经济的主体重点加以经营,在恢复正常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农业生产潜力。边区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垦荒事业,专门制定法令进行政策扶持,通过经济杠杆作用奖励发动民间力量兴办水利事业。同时,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奖励某些特产的种植,增加农业的综合效益。畜牧业也得到大力扶持。边区粮政是农业生产成就的具体实现,也是边区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边区党和政府严格执行粮食财政的预决算制度,规范粮食的支出程序,逐步完善粮食财政制度,并采取政府赈济和民间借粮相结合的办法,调剂粮食资源。     

试述教会学校在绥远地区的演变历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在绥远地区的兴起和扩张,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西方势力试图以基督教文化征服、改造绥远的历史产物。然其作为西方近代社会的教育模式,传播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不仅造就出大量基督教信徒,也培养出掌握近代科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因而它在绥远地区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绥远都统马福祥

马福祥于1921—1925年任绥远特别区都统。他在绥远的所作所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鼓励民间种植鸦片、军政人员贩卖鸦片,从而导致绥远地区鸦片的泛滥;其二,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在教育、军事、行政诸领域任用地方人士。对马福祥在绥远地区所作所为的评价,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分析,而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