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以“侨易”经历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初则维新变法,继而倾向排满革命,后又回归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多次变化,这些变化与梁启超丰富的侨易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戊戌变法前梁启超曾侨往广州、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确立了维新救国之志,但也有排满革命的想法;在侨日之后,所在地的思想与政治环境及个人的善于追寻新知导致了梁启超思想的变化,由原来主张维新变法变为支持革命共和;1903年梁启超经历美国侨易后,又反对暴力革命。他的政治主张变迁不是由激进变为保守,也不是政治投机,而是从国内侨到日侨再到美侨的丰富侨易经历带来的精神质变后的理性选择。     

以“景”观“侨”:以《魔山》为中心的“侨易景观”阐释

景观是影响侨易现象的侨入语境的具象化体现,侨易空间是侨入语境的宏观体现。在侨易学角度对器物景观进行阐释,得到了“侨易景观”的定义：为侨易现象提供实在空间依存条件的为侨易景观。《魔山》中营造的疗养院作为侨易景观反映了空间以及社会关系的侨易,以此为基础证明了：在侨易景观内部存在着三条基本线索,即人-主体、器物-媒介、关系-制度分别受到空间影响各自变化并共同影响侨易主体。     

“创作型侨易”之探讨

若“侨易现象”在其最基本的含义上指在异文化区域有过一定时间停留的主体,因其“侨”经验而发生精神之“易”的现象,那么“创作型侨易”则在“学习型侨易”“传播型侨易”等已经引起学者们关注的类型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值得研究的“侨易现象”类别。“创作型侨易”的主体为文学艺术创作者;其创作行为的原动力来自于异地经验引发的他我碰撞;其作品为主体精神变化的呈现空间。创作主体的异地经验非同于一般旅人的异地经验。在陌异感带来的兴奋或不适的后面,主体追问“异”之所在,并从“异”中获得创作的动力、灵感与材料。若以“创作型侨易”这一现象作为理论思考点,并以洛蒂、克洛岱尔与谢阁兰这三位有过远东经验的法国作家为个案,我们可以考察侨易经验与作品创作中异质文化因素的地位的关系,以及适合“创作型侨易”的研究方法。     

论日本人的“间意识”——以其文化内涵为中心

日语中的“间”除了其表意功能外,还具有很多的文化内涵．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已经深入到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以探讨其文化内涵。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其间的思想脉络和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这首先从总体 上表现为,他们都依循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治《易》模式;具体而言,他们在体用观上、方 法论上以及对《易》宗旨的理解上,都有许多相近类似的地方。这表明孙应鳌易学与阳明易学间具有承接渊 源,同时也体现了孙应鳌易学对阳明易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荀子学习思想浅析——以其人性思想为中心

荀子的学习思想以其人性思想为根基。基于人的天性隐含善恶两端,具有可改造性,因而荀子十分重视学习。在学习方法上,荀子强调以礼为先,重视后天努力,重视环境的影响,这些都着眼于对后天人性的改造,力求达到＂化性起伪＂的目的。而在学习目标上,荀子的学习思想包含了不同的层次,而这些层次亦是人性向善的路向上的不同层次的体现。     

吴梅村仕清心态新探——以其戏剧作品为中心

吴梅村诗、词、文中表现出他仕清前坚守气节之志和仕清后的悔恨之情,赢得读者的同情;但戏剧作品却展示了他内心的另一方面,即仕清前对胜朝的虚幻之感和仕清后对失节的宽慰之情。通过戏剧作品,可以看到吴氏仕清时的内心斗争。吴梅村以戏剧写心,对戏剧这一体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谢灵运对《楚辞》的接受——以其经历与兴寄为例

自然山水是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而其山水诗在诗歌中完全确立地位主要还是归功于南朝诗人谢灵运,他是自然山水诗的"开山鼻祖"。《楚辞》对谢灵运诗歌的影响是十分深厚的,谢灵运对屈原的身世具有认同感,这对他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他继承发展了兴寄的艺术手法,将情、景、理三者结合在一起。谢灵运的诗歌开启了后代山水诗歌繁荣发展的局面。     

王阳明“知行合一”及其他

知与行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无论在中国的古代,还是现代。中国古人对知、行的界定不同于我们之处,在于知与行不仅仅是认知领域的范畴,同样也是道德修养的范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有从这一意义上去理解才是惟一正确的。简单地认定“行先知后”是唯物主义经验论,“知先行后”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错误的。     

适应教育改革 倡导自主学习——“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探讨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我们探索出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贴合我校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创新出了一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我发展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新型教学模式包括“两层含义”，“三个方面”，“四个环节”，并且在五个子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两层含义”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三个方面”即：多元智能；人生整合；自我发展。“四个环节”即：①塑造新型师生关系，改变角色转换．②创设真实情景，培养直觉思维能力．③注重知识迁移，根植终生学习策略。④挖掘潜能，提倡无束缚创新。     

顾维钧关于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

顾维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的侵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等问题作出了论述。他提出了不平等条约的产生、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不平等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等内容。民国时期,顾维钧为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了不懈的努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席书与王阳明交游考——以文明书院为中心

文明书院落成后,毛科延请被谪贬龙场驿的王阳明至书院讲学。这是王阳明在贵阳讲学的开端。席书任职贵州后,继续礼聘王阳明至书院讲学。在延请王阳明来贵讲学过程中,席书与王阳明通过书信互动,而相识相知。在聆听王阳明讲学后,席书的道德学问有了巨大转变,不仅在学术上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而且政治上积极向朝廷举荐阳明担任要职。在此期间,席书与王阳明结成了知己和道友,成为阳明心学发展史上重要一员。     

王阳明美育思想探微——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在良知学说的基础上,从哲学的层面思考教育问题,通过＂致良知＂的修养功夫和诗教乐教的道德教育,追求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人格,构建起一套独特的美育思想体系。     

释“洋”——以其“海洋”义为重点

通过对文献的考据,训释"洋"字,重点在训释其"海洋"之意,并拟探讨"洋"之"海洋"意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原因。且通过"洋"之"海洋"意出现的时间指出古籍注释中的两处瑕疵。     

王阳明社会思想评述——以《传习录》为中心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研究者以《传习录》为中心,能从社会变迁、理想的社会模式、社会伦理规范、社会管理等方面评述王阳明的社会思想。王阳明主张用合适的政治制度和"仁"的社会伦理规范,通过"致良知"来解决社会矛盾,追求没有等级的理想社会模式;主张通过"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     

王阳明教育思想新论——以《传习录》为中心

明朝社会的专制化、世俗生活的功利化、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加剧了儒学的内在紧张。王阳明以＂心即理＂为理论起点,提出了＂致良知＂的本体功夫和＂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要求人人都＂学做圣人＂,强调教学中要做好＂精一功夫＂,并非常重视儿童的蒙学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立意独特、开创风气、影响深远,对于今天的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习录》是他的教学语录和论学书信合集,全面体现了他的心学教育思想。     

由“易”变“难” 化“难”为“易”——说明文教学一得

在说明文教学中,往往会遇到难和易的矛盾。即文章浅显明白,一目了然,但教起来感到困难;写作方法容易讲清楚,然而写作实践却又很难。根据我们的体会,说明文教学要“大兵团作战”。这就是说,要选取多篇文章集中组织单元,采取单元教学的办法,循序渐进,这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措施之一。部编教材除初中三、四册说明文较多外,其余各册入选的说明文数量有限。很有必要多选些科学性、知识性、思想性熔于一炉的佳作,扩大学生的阅读面。说明文面广量大,选文要从学生实际出发,不要限于平实的说明文,有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