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评论与《日出》的经典化生成

《日出》作为曹禺最具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于《日出》的论争历经几个阶段：首先在其公开发表伊始,萧乾便邀请众多作家、评论家对其进行评论,加之曹禺本人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作品的纵深研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日出》又展开过几次大讨论,这些讨论对其从文本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关于《日出》颇具价值的学术论争对当下的戏剧评论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论曹禺创作个性在《日出》结构方法中的体现

话剧《日出》是曹禺先生继《雷雨》之后的第二部多幕剧。它以其卓越独到的思想内容,精湛娴熟的艺术技巧,几十年来,一直赢得人们的赞誉。它和《雷雨》一样,是我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日出》问世以后,人们就对它进行研究,当年《大公报》和《文艺副刊》等报刊,还专门辟专栏。对于它的结构方法,不少学者认为它较接近契柯夫的风格,但它们之间毕竟在哪些方面相契合呢?直到近年,才出现了详尽探讨池专论。这些文章,对于人们在《日出》艺术特征方面的认识,带来了不少的禅益。可是就在这同时,又胃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日出》是否跟契柯夫的剧作在方法上只有共同之处呢?它们是否存在着差异?从认识作品的个性要求来说,这是更为重要和不可少的一步。本文,企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乡土抒情与严峻讽刺的和谐统一——论师陀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尚有芦焚、季孟、君西等。三十年代进入文坛后其短篇小说集《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而与何其芳的《画梦录》、曹禺的《日出》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从而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础。他的刻意求工的创作态度,始终不懈的艺术追求,使他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他既是一位充满诗意的乡     

“说书人”有着大境界——《说书人》的独特审美意义

新修订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收录了师陀的小说《说书人》,这是在中国大陆五套高中语文教材中唯一入选的师陀的作品。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1946年前曾用笔名芦焚,河南杞县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师陀文学作品的价值曾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师陀是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在1937年获《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还有曹禺的《日出》、     

《北京人》探疑

在曹禺的戏剧创作道路上,《北京人》是一个重要作品。但其重要性,并不如许多评论家所说,它是曹禺全部剧作的高峰;而表现在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剧作家在走过《原野》、《蜕变》那一段弯路以后(这两个戏表现了一种忽视社会矛盾的非现实主义倾向),从此又踏上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赶上了《雷雨》、《日出》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     

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时,由沈从文主编。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和编辑,沈从文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也为《大公报》的副刊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这种成功的编辑实践,为我们探讨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试论《日出》的结构艺术

继《雷雨》之后,曹禺又于一九三六年发表了四幕剧《日出》。这两部剧作的相继问世,使曹禺步入了著名剧作家的行列,也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雷雨》的创作已表明曹禺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勇于探索的作家,《日出》     

理性之言,率性而发:关于茅盾《读〈北京人〉》

1941年11月,曹禺的新剧《北京人》剧本正式出版。同年12月9日,茅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读〈北京人〉》。《北京人》在多地排练上演,观剧热情高涨的同时,也引发了评论界褒贬兼有的热议,茅盾《读〈北京人〉》评论不长却率直地倾谈剧作中未能圆满解答的问题,展现了其作为文学评论家特有的理性、率性之气,还有其一以贯之的时代观。《读〈北京人〉》饱含了茅盾对曹禺及其剧作的独到理解与解读,表现出茅盾的戏剧关注。     

关于《出关》评论之回忆

今年初在北京的时候,一些同志谈起我四十五年前发表的关于《出关》的评论及有关讨论的情况,遂引起我的回忆。我当年关于《出关》的评论,原刊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89期,是作为“书报简评”刊出的。这段评论不长,不过寥寥三百余字。兹录如下: 在创作上,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先生的历史题材小说《出关》。鲁迅在《彷徨》《呐喊》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过他在小说方面的创作,无数爱护鲁迅的读者群也颇渴望他有新的创作出现。现在他居然写出了这篇《出关》,这自然是极可喜     

个体对社会的皈依——论《日出》的悲剧疏离

《日出》常与《雷雨》、《原野》一起被看作是曹禺的悲剧三部曲,此看法失于表面。从对曹禺的悲剧观念、《日出》的创作意图和文本的具体解读并细加分析,会发现《日出》并未延续《雷雨》的悲剧追求,而是发生了从个体到社会的现实转向,转向并非偶然,而是艺术创新、情绪驱动和舆论导向等多重因素相作用的结果。     

从《雷雨》到《日出》看曹禺创作倾向的变化

《雷雨》和《日出》是曹禺三十年代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两部剧作。从《雷雨》到《日出》,曹禺的创作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标志着作者戏剧创作的日趋成熟,也体现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追求和轨迹。本文就此变化做一个简要分析。     

厚爱小诗促奋进

1947年夏,教育家黄炎培看到了《大公报》副刊《文艺》上的一首署名吕宋的小诗:     

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历史语境及对其批评的影响

“七一五”政变后,因种种原因,茅盾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转向文艺战线。1933年《文学》创刊后,茅盾又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进行围剿,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对作家作品评论时有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时他还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压制,对不良创作倾向和文坛风气予以抨击,这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     

旧殖民地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试论戏剧《日出》

一在战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是重要的戏剧家之一。曹禺的剧作,特别是他的《雷雨》和《日出》从问世到现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保持着新鲜活泼的舞台生命,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收获。《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它是以诅咒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为其内容的。《雷雨》的演出曾轰动了当时的剧坛,为曹禺带来声誉,为他的剧作奠定了基础。继《雷雨》之后,一九三五年曹禺又写出了他第二个成功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巴金对曹禺经典的发现与独特评价

巴金一直似兄长般十分关心、爱护曹禺,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先后发现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家》等多部经典,并给予独特的崇高的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其他文艺家审读剧本更多地注重艺术形式不同,巴金读《雷雨》,他首先是感受剧本的内容,为《雷雨》艺术的情感冲击力所打动。对《日出》,巴金能够体味曹禺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认识。巴金在《雄壮的景象》一文里为《日出》作的断言,在当时文坛里声音显得独特,但也可以说是我国作家中对《日出》的历史地位所作的最高的、也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巴金没有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解读话剧《家》,他完全用艺术审美的眼光来感受话剧《家》,理解话剧《家》,充分肯定了曹禺改编的《家》具有独立的生命。对话剧《家》,巴金明白曹禺在剧作融入他自己有关现实生活的真切的体验。因而,巴金对曹禺剧作的评价能作出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真知灼见。     

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

当代戏剧文学大师曹禺,于1996年12月去世,文学界为之哀恸。曹禺毕生从事戏剧文学创作,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本,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们刊登此文,以志纪念。     

试论《日出》舞台指示的特色

曹禺的《日出》不但在创作思想上比前更趋进步,而且在艺术表达上提出了“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的“试探一次新路”的课题。实践证明这试探是成功的。本文以《日出》的舞台指示为着眼点,联系创作主体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态度,试图揭示出《日出》舞台指示既与全剧对话部分融为一体,又负有自身使命的特性,进而引发人们对作家借助舞台指示以加固《日出》戏剧结构苦心孤诣的注意。     

《日出》和《底层》之比较

《日出》和《底层》在结构艺术、悲喜剧、诗意的抒情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充分说明曹禺特别重视对外国优秀戏剧作品艺术经验的继承和借鉴,并在自己的剧作中创造性地吸收和发展。这正是《日出》取得独特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