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论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

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还没有为当下学界所关注。他的这一思想是以周文王为寓托,由天命、天理、民意三位一体的本体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德性论,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大和谐的效用论等共同组成的学术体系。朱熹的王道思想是以天理为本的理本论,本质上不同于先秦百家王道的道本论、法本论、(民)欲本论等。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泊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择各家注解，晓名物训诂；体身玩味，推类义理三个阶段，从求诗人本意入手，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学出发的读《诗》方法，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究理”的理学目的所决定的。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 ;2、“《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 ;3、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 ;4、《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 ,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论朱熹《诗集传》对《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

在《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博采众长,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明确提出"废《序》言《诗》",主张"以《诗》说《诗》",求《诗经》的"本文本意",为后人从文学地理视域解读《诗经》文本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他抛弃小序和《诗谱》比附政教、以美刺言《诗》的做法,在《诗集传》中用"地域界定+风俗考察"的方法解读《国风》,将地理视角贯穿于对具体诗篇、诗句和词语的理解中,并在《诗集传序》中提出文学与地理之间"物-人心-诗"的关系链条,直接影响了宋末的王应麟.     

文学的超越与迷失--朱熹《诗》学特征简述

朱熹是理学家，又是学家，学，他提出以《诗》言《诗》，而废弃以《序》言《诗》，这是《诗经》学上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是学的超越。但朱熹《诗》学又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刘谨对朱熹诗经学的贡献

刘谨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贡献主要有:一、多方搜集朱熹的说诗言论来申述朱熹《诗传》,全面保存了朱熹的说诗言论;二、积极引用别家说诗言论来申述朱熹,并用己意来维护朱熹;三、对朱熹说诗中的不妥观点提出置疑,并加以修订。     

朱霈诗经学论略

朱霈治《诗》颇具怀疑精神,其以《氓》为异国之人淫于外州;《鸡鸣》为太师所奏乐曲;《无衣》为美武公;《采蘩》非夫人亲蚕之作;《汉广》诗与婚嫁有关。如此等等,敢于质疑前贤,自出新解。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朱熹的历史观及其易学思维特征

朱熹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相连。他从“《易》穷则变”演绎出自己的历史变易理论;他从气运“一盛一衰又一盛”的阴阳循环变易规律,导出人类社会“一治一乱又一治”的历史循环理论;他从形而上去看待阴阳变易,不承认阴阳之理本身能变易,从而推衍出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万世“定位不易”论。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比较研究

<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分别是汉藏两族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民间情歌.尽管二者时隔共远,流传地迥异,但它们都具有群众性,各自为汉藏民众所喜爱,并且蕴藏着汉藏两族不同的情爱元素和民族文化信息.文章从思想内核、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等方面,探讨<诗经>情歌与<仓央嘉措情歌>在艺术追求上的民族特色以及两者艺术个性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从刘向著作引诗看刘向的《诗》学观

刘向在其所著的《列女传》、《说苑》、《新序》中,保存了大量对《诗经》的解释性的文字,其义与鲁韩间有异同。而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三家中属于哪一家的问题已聚讼千年。本文从《列女传》、《说苑》、《新序》三部著作出发,将其中引诗全面整理,通过其与齐、鲁、韩三家诗的比较,究其不同;通过对其引诗的分类,发掘、还原刘向对于《诗经》的理解,从而述出刘向的《诗》学观。     

21世纪《诗经》研究展望

新世纪的《诗经》研究要继续深入下去 ,一方面要系统总结 ,另一方面应注重普及与提高 ,同时要努力使《诗经》研究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