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理学家牛树梅的儒学知识分子观与晚清社会风俗改良

面对晚清动乱的社会现实,关陇著名理学家牛树梅认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在于挽救风俗,而挽救风俗的关键又在有理学信仰的儒士身上。儒士关系重大,上要辅助治国,下须表正风俗,是连接官民之枢纽。因而必须要整顿士风,加大对士之志的培养,重视士行,并在日常人伦现实生活实践中检验士行的真伪高低。以改良士风实现对社会风俗的改良,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间。     

晚清关中农业信仰风俗

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关中民众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促成了关中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各种农业神灵信仰、“春祈秋报”的祭祀活动及乡村庙会等。     

晚宋理学家对僭越权力的加入、疏离与抗争——立足于晚宋时期理学家为济王鸣冤的考察

晚宋时期，理学家前仆后继半个世纪为济王鸣冤包含着两层社会政治意义：一是为了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二是通过为济王鸣冤与僭越权力作斗争。无论是宋理宗，还是史弥远，都是“无道”的权力僭越，理学家对其破坏正常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行为持不满、疏离和抗争的态度。理学家要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以求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理学家在那个时期依然代表着社会正义与良知，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但又是一种软弱和包含内在矛盾的力量，理学之士既要反对僭越权力，又要加入僭越权力，这是他们的两难处境。     

理学与晚清社会

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学中的重要派别,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官方哲学的显赫地位。清朝初年,程朱理学一度被统治者大力提倡,但很快被考据学所压倒,跌入低谷。嘉道以后,清王朝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再度倡导理学,以至在咸同年间出现理学复兴的局面。晚清理学分为理学主敬派和理学经世派,继续受到清王朝的支持。理学经世派标榜“义理经济合一”,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学风,给晚清理学打上时代的烙印。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学术,而且还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强劲势头,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也为社会风俗的演变提供了条件,并提出了要求,即批判和摈弃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从而建设一种新的生活。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目光下移,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当时的移风易俗思潮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过激的言行与脱离实际的主张,对后来群众性移风易俗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它那种对旧道德、旧礼俗不妥协的彻底清算态度和革命精神,使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风俗演变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西魏北周关陇豪右的乡村世界与乡里社会

西魏北周关陇统治区内,由胡汉民众自发形成的自然聚落散布其间,这些聚落群体被称作“坞壁”或“乡村”,关陇豪右便主要生活在这些由“乡村”构建的生活世界中。关陇豪右更通过“乡里”与外界建立联系,“乡里”本身具有的阶层化功能被用来进行社会分层,关陇豪右根据各自在地方影响力的大小被区分为豪右、乡望与首望三个层级,而经由阶层分化构建出层级有序的乡里社会。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与社会风俗改良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振刷民众精神,实行国民精神动员,在安徽国统区推行以禁蓄发辫、禁止缠足、提倡短装和厉行节约为主要内容的风俗改良运动。新桂系的风俗改良主要以行政手段强制执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不良社会风俗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加上战时环境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新桂系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晚清知识分子合群思想与社会整合

面对晚清深重的民族危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提出合群思想以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思想启蒙,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合群活动。他们论证合群的必要性、紧迫性,并提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新思想为指导,新团体、新制度、新道德为纽带,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目的整合模式。晚清知识分子合群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提升了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清末江苏女子教育发展与社会风俗变革

清末,江苏女学兴起,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女子学校．使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男女平等观念、文明礼仪与生活习俗等在女性群体中广泛传播．女性思想观念日渐变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诸如婚姻、缠足、溺婴等方面的陋习．社会风俗得以更新,从而推动了江苏近代社会的文明进步。     

瘟疫对福建古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福建人民早已认识到气候的失常能导致瘟疫的流行。瘟疫的流行给当地的社会风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岁时节日风俗中有明显体现。瘟疫的发生必然引起人类社会的种种反映,福建古代的瘟疫在其当地风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有许多传承至今。     

晚清京东硕儒史梦兰与《永平诗存》

史梦兰先生是清代后期弥合汉、宋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解剖中国社会转型前夜传统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完好标本。而史氏编辑的诗歌总集（《永平诗存》,不啻一部地方文人末世心态断代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晚清“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晚清社会出现了废除年号纪年,改以别种纪年法的要求:康有为出于倡立孔教的目的,呼吁改以孔子纪年#革命派和留日学生基于排满复汉的种族主义精神,要求改以代表汉民族的黄帝纪年.上述要求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诉求,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     

论晚清四大家词共通的生命意识

晚清四大家生活在易代之际,共同经历了君国倾圮和人生变故,体验了生命陵替的创痛,人生落拓的悲哀,颠沛流离的凄苦,从而在词中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时间意识、垂暮意识与羁旅怀乡意识。     

论晚清“词史”意识的自觉

"词史"说自清初被提出后,便一直存在于清代词学中。起初出现于词选序言及词评中。发展到晚清,常州词派从尊体角度出发,认为词也应具有干预现实的作用。"词史"意识在部分词人的创作中初露端倪,"词史"概念却并未成形。直到周济借"诗史"概念明确提出"词史"这一具有确切含义的术语,"词史"观念在越来越多的词人创作中得到体现,词史概念基本确立。"词史"观念是在特定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并且是由一种模糊的意识发展成为晚清的成形理论。     

从晚清小说家看士的近代转型

在士向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中,晚清小说家是颇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他们典型地体现出士的近代转型的状况和特征。通过小说创作,晚清小说家自身切实地进行着士的近代转型,同时还以其小说作品去改良政治,救治社会和"新民",从而启悟了其他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他们对士的近代转型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末莆田学者涂庆澜及其著作考述

对清末莆田学者涂庆澜的生平事迹以及著述作简略考证,重点探析他在整理乡贤文献和个人创作方面的成就,并指出这些著述和创作在地方文化史、区域文学史上的价值。     

民间文化资源与清末社会启蒙

清末启蒙运动中,原本流行于民间的小说、戏曲等文化形式受到了知识人士的充分关注,并成为其自觉运用的启蒙工具。小说、戏曲等与启蒙运动的结合,使其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形式。这一变动的潜在意味则是身处文化与社会窘境的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下,寻求文化的新出路。以此为契机,20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了重新塑造文化传统的尝试。     

宋代经学家陈祥道生平考证

陈祥道是北宋重要的经学家和理学家,他的《礼书》和《论语全解》等经学著作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陈祥道本人的研究可以为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提供独到的价值和贡献。可能是因为史料稀缺,至今没有学者对陈祥道做专门的研究,而一些辞典及地方性论著中对于陈祥道生平事迹说法不一,故有必要对陈祥道生平与仕宦历程的几个疑点问题进行考证。     

晚清神话学的西方社会民俗学渊源

通过对晚清神话著作的梳理，发现其理论渊源除中国传统经史学之外，主要是西方社会民俗学，包括社会学派、地理环境论、神话学语言学派、人类学派等。在借鉴西方社会民俗学的过程中，晚清志士救亡图存的启蒙改良思潮和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社会背景是无法回避的。以梁启超和章太炎为中心的学术团体构成了论述的主要对象，包括：严复、蒋观云、夏曾佑，刘师培、鲁迅和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