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归赗”考释

《春秋》中记载了两次"归赗",分别是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春秋》三传中对"赗"的解释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两说法,一曰"车马",一曰"马"。对于"赗"的用途,则有三说,一曰"佐生",一曰"送死",一曰"于死生两施"。结合现今考古发掘出的车马坑及丧葬文书来看,"赗"应该是"车马",至于其作用解释为"于死生两施"更为合理,结合《左传》中两次"归赗"的上下文,将"赗"解为"助主人送葬"之车马也是恰当的。     

《春秋》昭公十二年“伯于阳”考异

一、问题的提出《春秋》经昭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当年传曰:"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与经文大致相同,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北燕伯名款以及伯于阳的原因;唯地点有异,但根据杜预的解释,阳、唐实一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春秋郯公剑跋

郯公剑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为春秋郯国的遗物.剑的制作采用复合成形技术,刚柔相依;铭文采用金错工艺,美术字体迂曲婉挺,修颀秀丽,富于装饰效果,为春秋晚期吴越国所造.剑铭为十分贫乏的郯国史料增添了一位本国君主的名字,剑光折射出一段本国的辉煌历史.     

春秋郯公剑跋

郯公剑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为春秋郯国的遗物。剑的制作采用复合成形技术,刚柔相依;铭文采用金错工艺,美术字体迂曲婉挺,修颀秀丽,富于装饰效果,为春秋晚期吴越国所造。剑铭为十分贫乏的郯国史料增添了一位本国君主的名字,剑光折射出一段本国的辉煌历史。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一鼓铁”考释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载晋国铸刑鼎事件,"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中"一鼓铁"一语不易理解,而历代注家又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鼓"字或以"鼓铸"解,或释为量名、衡名,另有改"一鼓铁"为"一鼓钟"者。从考古发现上看,铸刑鼎所在的春秋晚期,铁器应用并不广泛,以铁铸鼎或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综合多方资料,释"鼓"为鼓铸较合理。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述论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共12个编号,十三卷,存部分经、传、注文。其中十卷为杜预集解之抄本,三卷为《春秋左氏传》节选本,多为南北朝时期所抄。与阮刻本相比,保存有参考意义的异词、异字千余处,在版本、校勘、语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中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买。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惠栋的《春秋》学研究

惠栋本着尊汉求古、实事求是的治经宗旨,以校字通经为基本方法,以尚礼为治经取向。惠栋的治经取向与研究方法,在方向上确定了清代《春秋》学尊汉征实之风气;在方法上确定了校字通经之法则;在训诂体式上促进了新疏的产生。惠栋的《春秋》学研究亦存在不少缺失,然而,瑕不掩瑜,其在清代《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黄宗羲的春秋学

黄宗羲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提出《春秋》取材于列国之史,并不局限于鲁史,并指出其有脱简与错误,从而还《春秋》以史的面目。他对《春秋胡氏传》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被义例束缚了,并多处违背经文。他还结合历法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吕氏春秋》名词活用情况及其限制条件和认知解释简

语言中总有一部分词或临时出现于另一类词的位置上而成为一种活用,或由于这种活用的广泛使用而成为一种兼类,而什么样的名词可以发生这种游移是一个值得探寻的问题。从《吕氏春狱》来看,不仅具有非典型特征的名词可以活用,具有高依附性的典型名词也可以活用。依附性的高低是指名词所表示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关联的紧密程度。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五种转喻模式反映了活用的模式和动因。动名之间活用的不平衡性则反映出汉语动词性可能的历时变化。     

关于《吕氏春秋》命名与主编问题的文献爬梳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公元前239年前后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各著所闻编成的一部书,属于私家著作。历来人们对该书所采资料的真实性怀疑较少,但对其书命名含意、吕不韦主编身份却有不少争议。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辨析,以期对今后《吕氏春秋》研究有所助益。     

浅论《吕氏春秋》中的用人之道

《吕氏春秋》的作者秉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墨家兼爱大同的观念,兼及法家和其他杂家的思想,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其关键所在是要招纳人才、唯贤是举,并为此制定了考察、礼遇、任用人才的一系列标准,它要求君主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权驭之术。     

《晏子春秋》的舆论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当时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建立后,引领了诸子的百家争鸣,齐国激荡而出了齐文化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那个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舆论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晏子春秋》作为齐文化的代表作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从舆论角度学对该作进行分析,会发现当时社会是如何对舆论进行构建的,该作体现的舆论思想对现在的舆论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王夫之《春秋》学与史学探析

王夫之在经学与史学上均有精深造诣。他援经论史,以史证经,把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表现得十分透彻。其中王夫之《春秋》学见解直接成为他史学研究的思想根源,所以,研究王夫之史学离不开他对《春秋》学的理解。而《春秋》学对王夫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即《春秋》＂尽而不汙＂和＂惩恶劝善＂,使王夫之史学研究形成了直笔和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