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行动:流动农民的社会网络分析

近年来,“流动农民”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面对主流的个体主义方法所持的地位结构视角的缺陷,本文试图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出发,借靠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流动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选择及流动农民作为“城里的乡下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     

吕世辰副教授《农民流动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一书出版

我校政法系吕世辰副教授长期从事农村社会研究 ,十年前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准市民”理论 ,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1 999年 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流动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一书 ,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近 50万字。该书从理论上综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外学者关于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 ,从实践中概述了中外农民流动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 ;系统地论述了农民流动引起我国的生产力结构、投资结构、规模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家庭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教育结…     

浅析农民流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主体力量的广泛参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党的领导”,在现阶段这三个方面都与农民流动密切相关。现阶段农民流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促进农民流动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高校教育管理创新

高校教育管理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功能,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功能视角来看,高校教育管理包括“教育功能”、“社会服务功能”、“价值整合功能”和“潜在的社会建设”等基本功能.解决中国高校教育管理问题需要从结构和功能的视角同步展开创新.     

新时期农民流动研究综述

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个特有的社会现象,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观点和解释,尽管存在分歧,但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成果是能够相互借鉴和补充的,从而使对农民流动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意义不断增强。     

“安全网”还是“分流器”？职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FPS的证据

职业教育在社会流动中具有两类互斥的功能：“安全网”与“分流器”。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综合代际和代内两个视角,选取经济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流动率等指标,分析接受职业教育对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职业教育群体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且显著优于其父代。与初中教育群体相比,职业教育群体具有社会地位的比较优势,表明职业教育能为个体提供坚实的“安全网”保障,促进一定程度的向上社会流动。但与高等教育比较,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教育都处于相对劣势,“分流器”效应显著。此外,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的社会流动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职业教育是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其“安全网“功能,抑制“分流器”效应。     

论社会转型中的“边缘化”

“中国社会转型”的寓意，因社会进化选择“一场革命”的方式而异常厚重，以致社会系统在发生局部性结构变迁中，产生出与国家现代化同一性和主流社会发展非协调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这类现象与趋势，深刻地突显在转型社会的区位结构和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关系的各个层级和层面。“边缘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对社会系统局部性结构变迁与分化，在某一方面的社会现象、效应及趋势的整体性描述与理论表达；因而，以其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和一种研究视角，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在理论界域上的一种拓展和尝试。     

论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形象审美视角的三次选择

本文认为自五四以来的七十余年中,我国社会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经历了以思想启蒙为本位、政治革命为本位和经济建设为本位这样三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变易,受此制约,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审美视角也经历了“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国”和“立国”与“立人”并举的三次选择变易。文化模式的不同特点构成所制约的文学审美视角的不同特点,而从不同审美视角去观照和描写农民,则构成新文学发展中农民形象的几次大的演变。     

论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形象审美视角的三次选择

本文认为自五四以来的七十余年中,我国社会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经历了以思想启蒙为本位、政治革命为本位和经济建设为本位这样三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变易,受此制约,五四以来新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审美视角也经历了“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国”和“立国”与“立人”并举的三次选择变易。文化模式的不同特点构成所制约的文学审美视角的不同特点,而从不同审美视角去观照和描写农民,则构成新文学发展中农民形象的几次大的演变。     

社会学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笔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横亘在我们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会学视野观察之，是想让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倾听它的声响”。本期论坛主要讨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组合竞选”谁与之争峰以及影响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陆学艺教授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格局。郭书田研究员认为，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在十四个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认为，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员认为．在村民自治中创造的“组合竞选制”模式具有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等优点，值得推广；同春芬博士则在全面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     

农民工家长择校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家长择校问题是在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趋于家庭化后出现的新问题。不同于以往研究对家庭经济因素的强调,研究的结果显示了家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对农民工家长教育选择的重要性,从个体特征看,农民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流人地居住时间是影响其选择学校的主要因素;从家庭影响因素看,家庭结构和教育期望是影响农民工家长择校的重要原因。择校信息的获取和判断的差异是农民工家长择校的关键原因。     

农民工的生存伦理与道德主体构型

从生存伦理与道德主体的视角看,拥有同一身体的农民与农民工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农村与城市这两种不同日常生活世界中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与道德准则。政治、生活、社会、道德是一个人身份的构型纬度,一旦离开对农民身份有着系统性约定的乡村场域,传统型农民不再拥有农民身份;大众传媒惯用的农民工话语也是一个消解农民的过程。农民工身份是都市社会底层的一种新型社交类型,在此社交类型中农民工的道德主体有着原生型、再生型、次生型三种构型。激活作为"农民"的"农民工"内心深处认同的、与社会公德相契合的生存伦理的引领力,比抽象的"人的城镇化"对社会公德的建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还是农民工,不同的认识以及由此建构的不同社会治理方式对未来都市与乡村的道德构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论农村成人教育培训中促使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

农民、农民工人力资本是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国家整体的软实力,对农民、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在教育培训过程中,诸多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会产生影响,农民、农民工对培训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和有效的资金投入,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适当的经费支持,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积极参与,是促使农民、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权益现状及保障的法理基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从古至今,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重要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其权益能得到彻底的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先进农民的代表,对他们权益的保障是党和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文章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以人为本”的学术理念,通过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的现状分析,对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治化的法理基础进行了阐释,对维护农民工权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农民工群体分化与市民化——基于观念层面的分析

从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是城市化进程对农民工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农民工群体中准市民型、徘徊型和返乡型在观念上各有特点,在市民化过程中分别面临不同的困境.在考察三种类型农民工群体思想观念差异性的基础上,指出其思想观念的发展趋势:组织(集体)认同理性化、权利追求公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法制观念市民化和职业道德市民化.     

社会融合视角下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障碍与突破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失地农民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失地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融合理论视角,当前失地农民市民化面临经济性、制度性和心理文化性障碍,应从改革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就业培训制度,搭建社区融入组织平台等层面为其融入城市社会提供途径。     

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制度建设——基于制度结构的分析视角

制度是农民工培训的关键性资源.从制度结构的视角看,农民工培训的有效供给应重点抓好“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建设.“核心制度”主要包括农民工培训的管理制度、职业资格制度、经费投入制度和督导检查制度;而“配套制度”的重点则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     

论农民工就业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和对策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民大规模进城就业，成为我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民工由于受社会等级制度、户籍制度、自身条件等种种因素的制约，进城就业在有效就业信息获得、就业条件、基本权利维护等方面处于十分不利地位。从观念、制度、政策三层面着手可改善农民工不利的就业地位。具体来说，政府、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必须改变农民工低人一等的看法，从社会公正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面来加强制度建设，现阶段，在可操作的政策层面上关注农民工的微观生存状态则更有现实意义。     

农民工“可行能力”贫困探析

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工业化两种力量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社会地位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农民工群体总体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原因是“可行能力”贫困。而“可行能力”贫困的具体原因是五种“工具性自由”的缺失。应当采用增强农民工“工具性自由”的方法,来提升其“可行能力”,最终改变其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