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     

胡适与梁启超传记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以学者身份和改革家身份进行传记研究。梁启超的传记/自传研究属于历史的研究,立足于历史,着眼于现实;胡适则属于现实的研究,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就传记/自传范畴而言,梁启超是在历史的范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主要指史家自序式自传;胡适则试图在文学的范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已具有较广的涵盖面。此外,梁启超和胡适都找到了在体例上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作品——"自传年谱",但两人"自传年谱"的范畴和涵义却不尽相同。     

翻译与文化转型——梁启超与胡适翻译思想的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翻译思想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希望通过翻译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在翻译的主题上,他们都注意翻译与改写的结合运用;在文体上都提倡通过翻译推动白话文的滥觞;在佛经翻译的研究上都强调翻译对中国文学的积极影响。     

梁启超、陈独秀社会发展观比较——从新民与新青年出发

梁启超、陈独秀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二者在启蒙国人的路径上又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二人倡言的"新民"与"新青年"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他们对社会发展观认识上源与流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最终促成他们同途殊归之结果.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胡适史料拾遗

本文通过挖掘胡适二十年代末与国民党当局几场论争的一些史料,具体、详尽地介绍了当年胡适不畏权贵、崇尚真理、代民呐喊、敢于抗争的可贵精神与动人事迹。文末指出,胡适当年的这些表现,是胡适传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出于政治原因,有意使之湮没,是不应该的。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法治观及其局限性——以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在理论层面为法治建设摇旗呐喊、声援助威,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他们态度鲜明而坚定,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即以法治作为医治中国弊病的良药,为建设法治国而鼓与呼。他们一方面揭示出中国社会法治建构的历史因袭与重负及所处时代关于法治在实然层面的种种真相,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与批判性;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法治在应然层面所应具有的品质,在此基础上对法治的推崇与想像,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由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中国作家对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探讨都存在不足,主要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功利主义解读及其内在矛盾,对开明专制的矛盾态度。     

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之间的语言文学之争

作为"五四"白话文学及新文学运动之初所发生的"文"、"白"和"新"、"旧"之争的一部分,胡适与辜鸿铭之间文学与文化的分歧,从表象上看,集中于他们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现代化途径与方式的不同认识上。但其焦点,却在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本质性理解和现代价值之评价上,在于他们对文化与文明的真正涵义与基本旨归的认识与实践方式上,在于他们对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科学理性彼此在现代思想、学术与精神生活领域的冲突与如何协调平衡上。     

老清华史学共同体之命途——从梁启超到雷海宗

老清华史学虽历时不长,但其进程异常繁覆.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等人就已将新史学初步引入清华;至罗家伦时期,清华史学近代化提速,尤其是“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茁壮成长;随后,在蒋廷黻治下,清华史学日臻极盛,其中中国近代史、日俄史研究均冠居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头等学者群,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硕果累累、驰誉国际.蒋去后,雷海宗继续引领清华史学稳健成长.但在抗战结束后急遽的历史鼎革中,清华史学也随环境的嬗变而明显衰退.“校史”与“国史”息息相关,老清华学术是近代中国的产物,而老清华史学又是老清华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嬗变的进程,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从“教育救国”到“文学革命”——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倡,而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其直接动因则在于其“教育救国”思想。     

胡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清末以来思想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极大的影响。他们相识之后,在学术上的交流和批评就成为他们之间往来的一大亮点。最有影响的,一个是梁启超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他们在《墨经》研究方面的相互商榷和批评,他们这种敢于直面的批评态度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梁启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逃亡日本期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并合办上海广智书局。在编辑实践中,他较早地接受并实践了西方先进的版权制度;身处日本,赞同日本与中国订立版权保护条约,主张中国通都大邑实行版权制度。在他回国以后的学术论出版活动中,努力运用版权武器来争取自身的最大版权利益;于古书辨伪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古代作权人的精神权利。     

从胡适的经济收支看近代高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胡适的经济生活比较简洁,主要分为薪金、稿酬、演讲费和少许的灰色收入。其支出则主要有基本生活工作所需和接济家人、朋友、后学等。这些经济生活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本人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也部分地展现出近代高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学阐释及中西传记文本的异同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创立人,其传记理论对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形式,并对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进行了阐释,剖忻了胡适传记文本在语言方面的特色,揭示了胡适对中国传记的伟大贡献及深远影响,探讨了胡适传记文本语言的文体观,阐述了“胡适之体”给传记带来的新生。最后,分析了中西传记文本的异同,从叙述人称、写作手法、材料选取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也探讨了其不同的根源以及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     

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之生死哲学

人生是生命和生活两大部分有机的统一体。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是生命哲学 ,它既是儒学的核心 ,更是道家、佛教的主要论题。但是 ,仅仅关注于生命问题 ,乃至把生命视为人生的一切 ,必然走向对人之生活问题的忽视 ,甚至贬仰。现代社会 ,市场经济的运作充分地突显人的个我性 ,人们走向专注感性的生活而不思考生命存在的问题 ,从而形成一系列的现代人生困惑及社会问题。所以 ,应该在充分吸取传统人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 ,发展出把人生问题与死亡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之生死哲学 ,使现代人既重视生活问题亦关心生命问题 ,在生、爱、死的各方面皆趋向一个最佳的状态 ,以获得更好的“生”与“死”之品质     

论生死学与生死哲学

“生死学”是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于1993年所创立。傅教授将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命学”和西方对死亡现象做客观研究的“死亡学”统合为“生死学”。为了使每个活着的人、尤其是离死亡尚远者都能从对生死的研究中获得教益,提升现代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品质,还需要大力开展生死哲学的研究。本文将从生死学、生死哲学产生的学术及社会背景入手,分析生死学与生死哲学的学科特征、主要研究的议题,并阐述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胡适诗学的接受历史考察——以新旧之争为中心

"新旧之争"是作为新诗诗学起点的胡适白话诗学最初引发的反响。以"白话作诗"取代"文言作诗",首先遇到的是"白话"的合法性以及"文言"的生命力的争论,旧诗渊源深厚的审美成规、惯例又必然导致新旧文体学范式的冲突。这些在胡适诗学接受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文白之争"、20年代京沪以胡怀琛为中心、东北以《盛京时报》为中心关于新诗押韵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之外的一些积极的回应和反对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反对的声浪不再是基于旧诗的立场,而是新诗诗美诉求中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大学生生死教育初探

我国大学生对生死教育还很陌生。从生死教育的提出与发展来看,生死教育与生命教育关系密切。大学生生死教育主要包括面对死亡、临终关怀与哀恸者抚慰等内容。     

梁启超“趣味说”与“内圣外王”

梁启超＂趣味说＂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兼顾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都被视作治世良方。不同在于,＂内圣外王＂体现了封建集权思想,它压抑人的个性,追求最高权力;＂趣味说＂具有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它张扬个性,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