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及其天人观略议

关于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史家常习惯于把它归为历史上子学中的某一家如道家或儒家，而忽略了司马迁多次说过的欲“成一家之言”这一重要的立言宗旨。事实上，他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也为此而努力实践着，尽力煅铸自己独到的史哲史识和学术见解。他也正是以此宗旨来“究天人之际”的     

把握1981年《历史决议》的精髓——科学研究党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十年结束,中国要想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方面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对党的领导人功过是非、党的指导思想、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而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端正国际、国内各界对党和国家发展的态度,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决议》的最终通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在指导思想、方法和规律等方面为后来的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篇论文主要就《历史决议》所体现出的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予以展开论述。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恶"的辩证法——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解读

黑格尔是辩证思想的大师,他和他的思想本身都应该受到辩证的对待。在“恶”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上,黑格尔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探讨“恶”的含义和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在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也正因如此,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从中学语文教材的节选部分看《史记》的文学性

作为历史著作,《史记》有很强的文学性,历来被称作“史传文学”。司马迁在真实完整地记录历史重大事件的同时,自然地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研读中学语文教材的节选部分,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史记》的文学性是大有帮助的。 《史记》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司马迁成功的描绘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     

拨乱反正 继往开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进一步指明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决议》     

孟简籍贯考辨

关于唐代著名诗人孟简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旧唐书》载“平昌人”,《新唐书》载“德州平昌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是“德昌平昌人”,《辞海》说他是“德州平昌(今山东商河西北)人”,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古文观止全译》则说他是“唐平昌(今四川平昌县)人”。据上、各家都认为孟简为平昌人,但对于平昌今天当归何处,则有山东和四川之异。那么,“平昌”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据唐人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第17卷,河北道二中     

“七个一”促进历史教学与党史教育融合

党史教育的地位愈来愈重,但是老套的说教方式已经无法吸引学生。笔者将党史教育教学延伸至历史课堂外,巧用学生的“时间差”,开展了“百家争鸣”式跨学科“七个一”的主题党史教育活动,沉浸式的体验氛围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兴趣,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历史教学与党史教育的有效融合。     

鲁迅创作思想浅论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创作了收集在《呐喊》、《彷徨》里的小说.他那些史诗式的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以及“五四”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他那些作品所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他那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光辉.“五四”运动前夜,鲁迅开始了新文学创作.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的本质.小说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一针见血的揭露,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和礼教的弊端”的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反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斗争.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刚刚结束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通过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世纪之交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读王劲教授的《甘宁青民国人物》

王劲教授撰写的《甘宁青民国人物》一书采用“以史带人”和“以人带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在人物传记的写作方面作了新的探索 ,并提出了把甘宁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构想。该书提出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学思想值得重视     

郭沫若和他的诗集《瓶》——兼谈郭沫若艺术个性的本质特点

在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郭沫若的名字和他的诗集《女神》联在一起。当1919年他开始新诗创作,并且陆续在《学灯》杂志上得到发表的时候,他的诗立即赢得了世界读者。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说他的诗具有真正的近代情调;也是著名诗人的闻一多说他的诗表现了“二十世纪的精神”;中国现代诗派的著名作家施蜇存说“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早于郭沫若《女神》,结集出版了《尝试集》的胡话,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时自愧弗如地说:“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1921年9月,郭沫若结集所作新诗为《女神》出版,他立即成了国内青年狂热崇拜的对象。《女神》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旧的彻底破坏,对于新的大     

司马迁与历史档案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档案学家,无论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当人们在撰写文学史、历史和档案史的时候,都不可能回避他的名字。司马迁靠自己一生的顽强学习、刻苦钻研、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在文学、史学、档案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写作的《史记》,就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史记》记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情和名人逸事。《史记》是我国古代史的“史家之绝唱”(鲁迅《汉文字史纲》第一篇),在文学史上,也是一颗     

有意误读与自觉忽略——隋炀帝萧皇后《述志赋》的文本内涵与历史命运

贞观史臣对《述志赋》的“有意误读”,将萧皇后以完美的德行定格于史册,体现了在特定的撰史意图和历史情境影响下,历史书写所具有的弹性。通过对萧皇后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尽可能还原,可知该赋实际上撰写于隋炀帝即位初期,她借此赋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期于有为的心情。宋元以降,萧皇后行为和性格中的瑕疵在妇德规范日趋严格的历史过程中被发现和放大,其人格范式和传世名篇《述志赋》均被后世闺秀们“自觉忽略”,反映了中国女性经世权限的收缩和独立精神的萎顿。     

《辞海》“邓宝珊”条目订误

邓宝珊是一位重要的民国人物,其生平事迹和我国近现代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有关,在党史研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亦涉及到他.1979年版《辞海》中邓宝珊条目的内容颇多谬误(见缩印本第481页;历史分册之《中国现代史》子册第163页),特作订误.     

坚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错误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选中,特别是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和《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等三篇文章中,对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精湛的论述。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深刻认识和掌握开展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规律和原则,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和吸取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继续反对“左”的,特别是着重反对当前右的、涣散软弱的错误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唐鉴》与范祖禹的史学思想述论

本文通过细致缜密的分析、研究,认为范祖禹所撰《唐鉴》,集中反映了他如下几方面史学思想:1、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达到鉴古知今的目的;2、通过撰写《唐鉴》史著,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3、《唐鉴》反映了作者守旧法古的史学观念。     

《铁围山丛谈》的史料价值

《铁围山丛谈》是宋代蔡(?)撰写的一部笔记杂录集.蔡(?),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人,官至徽猷阁侍制,是宋代大奸臣蔡京最小的儿子.对于蔡(?)其人,无论正统史书还是稗官野吏都非多誉少.他助父为奸,恶迹昭彰,最终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并死在那里.尽管蔡(?)其人不足称道,但他身居显要,出入宫禁,洞悉宫廷及统治机构内幕,因此,他在流放白州期间撰写的《铁围山丛谈》,却是一部颇有史料价值的笔记集.《丛谈》内容丰富,涉猎范围很广,记载了自宋太祖建隆年间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野轶闻琐事,尤其是朝廷掌故,对研究北宋历史及封建文化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铁围山丛谈》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丛谈》对于解决历史上某些疑难问题和了解某些事物的来龙去脉,有解疑发微的作用.这一点,早就为史家学者们所注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的子部小说家类里说:“陈师道《后山诗话》称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诸家引为故实,而不知雷为何人.观此书,乃知为雷中庆,宣和中以善舞隶教坊.《三经新义》,宋人皆称王安石,观此书,乃知谁《周礼》为安石亲笔,《诗》《书》二经实出王雱.又徽宗绘事,世称绝艺,观此书,乃知皆画院供奉代     

东坡赤壁赋榷议

东坡赤壁赋到底表现了作者当时怎样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最近,翻阅了几个注本,如,朱东润先生说: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生活态度流于消极”,后赤壁“思想内容具有更浓厚的虚无色彩.”(《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胡云翼先生说:“他的生活态度还是偏于消极自处”“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世和入世的世界观的矛盾”(《中华合页文选·合订本(五)》;冯其斋先生虽然说;“作者通过这篇文章,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和对现实的不满”,但“也表现了他在老庄佛思想影响下的超现实的人生态度.”(《历代文选·     

正确开展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学习“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正确开展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最近,邓小平同志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出了新的总结和概括,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