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富民--费孝通纪事

求知上的共同追求费孝通1910年11月生于江苏吴江。读中学时,他立志当文人,后来又想当医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后,他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于是他改学社会学,1930年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冰心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曾有着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晚年的费孝通先生以“文化自觉”来做文化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但我们仍可体察他内心“慢慢地着急”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     

外研社推出《江村经济》（英汉对照版）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

本刊讯 为纪念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百年诞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英汉对照版）。     

我不是间谍

他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走来,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日本,别人骂他是卖国贼;在中国,他是"可怕的中国通";有人说他是潜伏在中国心怀叵测的间谍,而他自己却说要永远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他在学习、游历与教学,甚至是平凡的生活中,亲历、观察、记录着中国式变革的欣喜与阵痛。     

周国平：我不是博导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这一要求。哲学     

以人为本 决胜在人——对中国新闻媒介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反思和展望

十多年来，新闻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局面，新闻世纪的竞争态势将更加火爆，新一轮竞争制胜的金钥匙在哪里？其他的资源只有掌握在高素质的人的手里，才能置换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高额的经济利益。     

我心中的好书·中华出版物·《江村经济》

正推荐理由读到《江村经济》的时候,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只觉得学术论文原来可以这么朴素、简洁,但同时却又理性、科学、深刻。70年前江村的经济问题研究,已被世界经济学术圈所关注。可见,学术不一定是高大上啊!只要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并启发现实,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研究。社会科学研     

中国不是多党制？

我国从1949年建国起就没有照搬苏联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模式，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编者按]     

传媒改革三道坎

新技术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把今天的传媒业推进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的传统媒体茫然了。生存环境的恶化,使这些曾经受到旧体制的保护,在财政的地盘上养尊处优的意识形态要害部门,开始感受到自身的脆弱,担忧起了未来的前途。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给媒体的改革增添了动力。为了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媒体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家媒体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然而,各家的成败却不同,有的改来改     

我校图书馆分部管理改革的实践与体会

结合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建立分部的实践，探讨了高校合并后新校区图书馆分部管理的作法和认识。     

我们需要的不是漂亮数据而是改革的决心

中美欧正在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与心理预期,展开经济争夺战。 对于世界也好,中国也好,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数据,而是改革的决心与能够推动未来30年发展的制度建设。     

改革，要跳起来“摘桃”

用智慧与知识的杠杆,撬动报纸的改革和管理,提高报纸文章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这是我们面临生存和发展的紧迫任务。从去年10月起,中国水运报按照政治家办报,企业化管理的理念,在全社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涉及管理体制、用人制度、运行机制等一系列全方位改革,使报社面貌和各项工作发生了可喜变化。     

何琳：我一直都不是灰姑娘

出道多年后，艾美奖才真正推着她走上了星光大道[编者按]     

改革是惟一出路

中国交通报是1984年创刊的交通部党委机关报,由于长期吃皇粮和机关报的身份,报社缺乏市场生存能力,优秀人才不断流失。 2001年7月交通部党组对班子进行了调整,新任命了党政一把手,面对断奶、断腿、断源、断行政手段,新班子明确提出要彻底改变面貌的要求。经过深入分析后,中国交通报认识到散只是表面现象,严抓管理,形式上可能一时起到作用,但解决不了凝聚人心的根本问题,只有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充满活力的动力机制,释放人才潜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人事、机构、分配制度改革同步、配套进行 中国交通报社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事制度僵化带来的,其内设机构是适应机关报而设置的,必须     

数字

11．5万人 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举行,全国共有140余万人通过此次国考报名资格审查,比去年少115万人。这意味着本次国考的竞争比例大约为64：1,低于去年的77：1,创下五年来最低。     

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

文章回顾了作者28来研究传媒经济的经验,梳理了作者传媒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即1979年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广播电视,到1992年后由单一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应用传播学研究,以及2003年构筑应用传播学完整体系,指出传媒经济的学科性质是应用传播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的角度,才能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媒介活动中的各种问题.     

周晓虹:为什么中国人普遍感到焦虑?

几乎所有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恨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这种深切的期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巨大的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日积月累,慢慢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或者说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     

张晓刚：我不是那种要革命的艺术家

新作《史记》是张晓刚又一次对自己80年代个人记忆的再叙述。在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讲述中,个人记忆都不约而同地汇集且固守在80年代那段令人回味的时光,“巧合”得令人乏味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37万字的《李元伟篮球风云路》,是一份难得的一位体育制度中官员改革探索的心路历程。他把其视为是“对中国篮球发展尽的最后一份力”。而如果每一个官员在离职之后,都能扪心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中国体育的变化远不止此     

突破拐点——企业的天花板

在几年前，企业界曾经流传过关于“天花板”的一些讨论。意思是说，在一些企业里，很多高级经理当他的职位到达某个高度之后，他在这个企业的职业生涯就失去了前途，再也没有希望，没有继续进步的目标。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知名企业做副总裁。他给我描述那种天花板的感觉。他说自己的前面是总裁硕大的屁股，自己屁股的后面还有一群脑袋，这群脑袋是他的部下。他的话语有些戏谑的成份。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团队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矛盾越多，机会越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当总裁，那样的话就乱套了，但的确存在自我价值实现和自主决策愿望的满足问题。几乎每一个企业中的经理人，都会有这样的要求。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