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从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有关合同诈骗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认识与区分,主要从刑法角度对合同诈骗罪进行解读,通过对犯罪构成的各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几个事项。     

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

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时有发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均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拟借助刑法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不能成立侵占罪,也不构成盗窃罪,应当属于诈骗罪。同时,基于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是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适用探析

信用证诈骗罪主观上应当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侵犯的客体应当是信用证管理制度。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对骗取信用证进行非法融资行为是否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应取决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本罪在法定刑设置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死刑,完善罚金刑、财产刑和资格刑,并严密对犯罪单位的处罚。     

对金融诈骗罪认定的若干问题探究

我国刑法规定了八种金融诈骗罪,但对罪与非罪的界限、各种具体金融诈骗行为的认定方法及金融诈骗罪与相关犯罪的法条关系等问题并未规定,也未明确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都应当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各种金融诈骗罪,本文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     

有关集资诈骗罪疑难问题之探讨

以吴英案为热点,刑法学界和刑事实务界围绕集资诈骗罪展开了争论与探讨。如何界定"非法集资"、"社会公众"、"非法占有目的"等要素,是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在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严把集资诈骗罪的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八)》保留了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集资诈骗罪死刑是否应予废止将是刑法学界长期研究与关注的问题。     

论信用证诈骗罪中的“软条款”

软条款信用证是信用证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于在信用证中开立软条款的行为不能认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软条款本身可以是就将来的主观心理的事实进行的欺骗,因此即使没有其他的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欺骗行为,也不影响信用证诈骗罪的成立。在判断行为是否利用软条款实施信用证诈骗罪时,应当注重从开立软条款的目的及软条款的表现形式方面进行认定。     

冒用他人信用卡在ATM上取款行为的性质探析

目前,学界对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在ATM（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行为的性质认定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行为属于盗窃性质,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此行为属于诈骗性质,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本文通过对银行客户服务终端和用户密码法律地位的分析,认为应当将ATM视为银行的电子代理人,冒用他人信用卡在ATM上取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的机能性思考

传统理论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往往是考察是否存在处分,但这样的区分过于机械,且在诈骗罪量刑低于盗窃罪的背景之下,无法阐明为何被骗者的处分就能够导致成立罪质较轻的诈骗。从机能性的角度考察,之所以将诈骗罪从盗窃罪中独立出来成为罪质较轻的犯罪,就是考虑到被害人自身的过错导致了行为人本身罪责的减轻,因此,诈骗与盗窃的区分核心就在于被骗者的过错程度。因此,三角诈骗与盗窃间接正犯的区分关键就在于被骗者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处分意思的内容并不能决定性地区分两罪;针对财产性利益既可以成立诈骗罪也可以成立盗窃罪,区分的关键在于被骗人的过错;机器因为不可能存在过错因此不能针对机器成立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中若干问题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应包括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非法占有目的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应当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额为认定标准.“连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以受骗单位或者个人的实际损失额为认定标准.未完成犯罪形态下,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犯罪数额.     

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揭示出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论争议在于独立成节是否合理与必要。通过对犯罪客体分类标准以及法条竞合适用的分析,金融诈骗罪的独立成节凸显了“特殊优于一般”还是“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处理方式上的矛盾。然而,金融诈骗罪作为罪群式立法更能保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亲融,应当受到更多的包容。     

诉讼诈骗罪的立法研究

诉讼诈骗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它具有比诈骗罪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诈骗罪,而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敲诈勒索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戒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诈骗行为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为了打击严重的诉讼欺诈行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保护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刑事立法中增设诉讼诈骗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定性研究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行为本身带有的复杂性和性质的特殊性,加之我国现行刑法对其也无明文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和处罚结果差异甚大,刑法理论界也存在颇多争议。对于诉讼欺诈行为,在目前刑法尚未作出专门评价的情形下,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又因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独特性,以诈骗罪论处不足以全面和准确评价之,我国刑法应单独设立“诉讼欺诈罪”。     

对法条竞合的一个反思性考察——以保险诈骗罪为例

法条竞合是我国刑法学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以保险诈骗罪为例,通过对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批判性分析,指出法条竞合是对犯罪客体的误读,并认为犯罪客体在认定犯罪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若干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是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里的占有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是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针对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并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诉讼诈骗行为立法断想

将诉讼诈骗行为单独设罪符合国内外诈骗罪的立法模式,符合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和刑法谦抑性等原则的要求。在刑法分则体系的具体安排上,应该根据它所隹害的主要客体来确定。在个罪具体内容设想方面,罪名宜采用“诉讼诈骗罪”,罪状与法定刑的设计则可以参照现行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相关规定。     

对《刑法修正案(五)》中关于信用卡犯罪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五)》主要针对妨害信用卡管理行为和信用卡诈骗行为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的行为方式,使得法律更具可操作性。《刑法修正案(五)》的出台为打击目前严重的信用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立法解释也并非尽善尽美,并没有解决法律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     

“民间高利贷”的性质界定与刑法规制

"民间高利贷"属于一种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不宜入罪,将"民间高利贷"按照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予以定罪量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但高利借贷的过程中经常会引发其他的犯罪行为,借贷的"前行为"有可能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后行为"有可能触犯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等。目前,我国刑法不宜增设高利贷犯罪,对于"民间高利贷"应当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制。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罪名探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中增加规定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犯罪,旨在惩处这种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斟酌本条规定,其罪名确定、组织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目的以及司法认定中都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究并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正确适用刑法,解决本罪的定性处罚问题。     

应加强刑法数学研究——从信用卡诈骗罪拟制款缺陷透视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数学的研究与立法、司法相脱节。造成执法难和难执法同时,常会出现以罪刑法定的名义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使刑法两大铁则不能兼备。信用卡诈骗罪立法上的缺陷,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修订后的信用卡诈骗罪中,拟制款的规定未考虑当犯罪数额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的“数额较大”而未达到盗窃罪的“数额巨大”的标准时的情况,若一概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则重罪轻判,放纵了这一数额段的犯罪,这与此行为入罪时的标准相悖反。因此深入开展刑法数学研究为我国刑法学界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