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性的深入解读——读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朦胧诗浮出地面不久并渐渐获得读者的认可时,一股新的诗歌浪潮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汹涌而来,“第三代”诗,90年代个人化写作,70后诗人群等各种诗歌流派和浪潮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从“第三代”诗开始,先锋诗歌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艺术系列,产生了一批才华功力兼具的诗人和优秀的文本,带动了当代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历史转型,对这一文学课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研究难度大等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薄弱。而罗振亚先生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作者凭借自已丰富的资料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朦胧涛后的先锋诗歌做出了冷静的梳理和深入的解读。     

透析济慈的《明亮的星》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曾创作了很多优美的诗篇。而正是由于他的一些短诗,他才为当代大多数读者所认识。《明亮的星》是济慈十四行诗的代表作,是英国悲剧诗人济慈在身患鲍症,情知将不久于人世这一背景下所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诗人希望永生,更渴望不朽的诗名。诗人对诗歌、生命的热爱和对爱情的眷恋让人动容。诗中所流露出来的诗人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使我们认识到济慈远不比传说中那样脆弱。该诗也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无奈。此诗是济慈的代表之作,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本诗充分说明了济慈对各种感观的调动能力。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生动的意象,如：“明亮的星”、“流动的水”,“雪”、“爱人的酥胸．”等等。这首诗共有七点精妙之处。正是他对这些独特的写作手法的把握才使他无愧于“文艺复兴时期旗手”的美誉。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当下关注”与回归“诗史”传统——兼论王学忠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启示

当代诗歌创作越来越关注个人意识,关注形而上的追求,但相对于中国当下复杂多元的现实,在个人的主观世界遨游显然还很不够。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纳入诗歌表现的范围,用诗歌来展示当代生活的种种方面,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入世的诗人的使命。当知识分子诗人在书斋中与当代生活愈行愈远之时,工人出身的诗人王学忠却拿起了他的诗笔。尽管其创作在艺术上还显得直白、粗粝,但其诗歌创作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却使其诗具有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当代诗歌的希望和火种。文章从"诗史"传统和历史意识两方面探讨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借此探讨王学忠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启示和意义。     

寻章摘句 探骊得珠——《华南虎》教学探究

诗歌是诗人情感的产物。读者在试图接近诗人心灵的时候,也需通过诗歌精练的语言外壳,深入剖析其思想情感的内蕴。这一过程,正如“探骊得珠”。同样,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诗歌的时候,应“披文以入情”,让学生录章摘句,由诗歌的关键语句入手,深入到诗歌语言的深幽之处,去探寻那藏之甚深的情感之珠。《华南虎》一诗中,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借虎喻人,充分表现了在“文革”那一特殊历史时期,诗人深邃的思考。为使学生深入理解《华南虎》一诗的思想内涵,可让学生“寻章摘句”,抓住关键语句,层层剥笋,逐渐进入诗歌的思想内核,觅得真珠。一、感知形象,梳…     

论田间的早期抒情诗作

田间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位重要的诗人,是一位在抗战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活动经历了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不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田间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都坚持着诗要为时代而歌唱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田间一直坚持认为: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这一点他一开始诗歌创作活动就非常明确。他说:“一九三四年,我是十几岁,在上海读书时,参加‘左联’,便正式学习写作。由于有党的影响,知道写作是为革命。”在诗人与人民,诗歌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田间一直坚持革命功利主义。在《诗,我的诗呵》中,他表示:“诗,/强烈的节拍,/战士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诗,/军队一样,/向明天/和世界去。”他在《拟以一个诗人的志愿书》里,清楚地表白了他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态度,简而言之,诗歌应该     

论弗罗斯特诗歌主题教学

弗罗斯特是一位备受欢迎的当代美国诗人,他的诗表面上看来通俗易懂,实则蕴涵着丰富的哲理。诗人以语音、词汇、格律、意象等手段使其诗歌呈现出了一种意义的不确定性。本文将从解构主义视角对弗罗斯特的诗歌进行探讨。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棕榈之死与大地的逝世——从于坚看90年代中国诗歌的转向

评论界对第三代诗人作品中的“世俗生活”场景有很多论述,但少有评论家对此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与描述。本文以于坚诗中的“世俗生活”场景为分析对象,从80年代到90年代于坚诗歌写作方式的变化,指出正是诗人原有美学经验的失效导致了90年代诗歌的转向。     

浅谈诗的时代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时代的镜子的文艺样式之一的诗歌,应该反映出时代精神来。诗的时代精神是诗的精髓与灵魂,失去了它,诗也就失去了价值与生命。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一切进步的、人民的诗人义不容辞的职责。高尔基说:“诗人是时代的回声,而不是自己灵魂的褓姆。”(《给青年作者》)别林斯丝说:“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还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与欢乐深深植根于社会与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和人类的代表与喉舌。”(《别林斯基论文学》)     

八十年代北京诗歌发展概况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诗歌,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80年代的时间范围内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诗歌潮流引领者的角色。论文从诗歌史实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北京诗歌的发展轨迹、重要北京诗人的创作情况与艺术特色予以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力图全方位地勾勒出80年代北京诗歌的整体风貌。     

温婉背后的豪情——试论柳永的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宗,柳永是继《花间集》后的又一位婉约词人,虽然其作品以婉约词著称,却有不少词带有豪放色彩。柳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崭新的艺术形式和接近生活的内容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那婉约中的豪放之作有对社会历史和人生发出的感叹,也有对开阔壮观、兴象高远的景色的描写,更有对宦游生活的厌倦情绪,这些都是气象恢弘之作。这一批气势阔大、思想深沉、颇具阳刚之美的词作,可以说是开了豪放词的先河。     

试论王佐良的诗歌译作与译论

王佐良是研究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和优秀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是诗歌，其诗歌译作乃名家之笔，其所论乃学者之见，具体体现在：独特的选材观；知“义”论世的诗义理解；变通的“神似”译诗方法；译诗的文化意识；译诗的主体是诗人；坚定的“诗歌是可译的”信念等方面。其译作和译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多多的诗学观念探析

面对当代语境,诗人多多以自我生命体验为核心,其当代诗歌有着独有的当代特质。更重要的是,多多的诗学观念,昭示着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精神向度。在多多的诗歌观念之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语言竞技特质。这种语言竞技特质是以建立自己、重塑自己的自我主奏为其诗学原初的境域,进而在创作、语言、意象三个维度上展开了诗歌的三重语言协奏,形成了紧张诗歌这样的专属诗歌品类。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世界的对抗和对话中,多多的语言三重协奏诗学不但维护了自我之志,掌控了世界,而且他的协奏诗学逼视出当代诗歌的精神向度。     

“诗合集时代”的中国当代诗学构型——以李润霞编选《潜在文丛（诗选三卷本）》为例

处于一个如此重视诗歌编选的＂诗合集时代＂当代诗歌图景,其问题就在于,在＂诗合集时代＂现代诗歌该如何完成中国现代诗学的当代构型。李润霞在她的潜在诗歌编选以及当代诗歌研究中,就试图建构一个诗歌标准,在喧嚣的时代为中国现代诗歌寻找一个当代路标。她的三卷本《潜在诗选》首先以扎实的史料重构与疏浚地下历史,深入地下诗歌的诗学价值,展示了诗学研究开阔的文化视野,呈现出独有的编选个性。而且通过该诗选,编选者以＂青春文化＂与＂个人手艺＂向度中国现代诗学当代构型的重要路标,并参与了当代文化的建构。     

俞平伯的新诗观

对诗歌理想、诗歌效用、诗歌创作源泉等问题的阐述是俞平伯新诗观的基本内容。在诗歌理想观上,俞平伯主张“主义与艺术”并重,既秉持个性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又重视对诗歌创作思维的探讨;在诗歌效用观上,俞平伯强调作品的“感染性”,“以善为美”,重视诗歌传播的社会伦理效果;在诗歌创作源泉观上,俞平伯重视民歌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俞平伯的诗论有着明确的文学史观与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字里行间饱含着批评主体的人文关怀,他对新诗初创期的读者心理比较关注,能有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的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论述方式与其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有直接关联。     

论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

胡怀琛的现代小诗研究,较同时期其他人的研究更为系统更为全面。他关于现代小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渊源、以及现代小诗与传统诗词互换的观念,曾在当时新旧文学阵营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引起较大争议。今天,当“五四”文学革命的硝烟消散殆尽,当我们力图从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便会发现其现代小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消解中的重构：重审九十年代诗歌

长期以来,评论界较多关注90年代诗歌的消解,而对其重构倾向重视不足乃至忽视。论文讨论了重构倾向的两个方面：反思历史和对80年代中后期消解姿态的收敛,并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诗歌自身的发展轨迹,说明重构在90年代诗歌中何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