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角度切入鲁迅后期杂文教学

蕴藏在民间方言和土语背后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致社会关系.本文从语言角度切入鲁迅后期的杂文分析和教学,大体分为三类对殖民地情欲和普遍的游戏态度的批判；劣质性和欺诈式语境批判；对不平等的人群关系及种族歧视暴力的批判.文章力求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社会内涵,揭示鲁迅杂文独特的情感特征,引导学生从某一角度切入文学经典的细读.     

文化冲突中的审美抉择--论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 ,鲁迅小说是在近代文化冲突中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观照。在自觉的审美抉择之下 ,鲁迅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着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审美的批判为人们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 ,也为文化的转型与再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是鲁迅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之体现 ,也是鲁迅小说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文化冲突中的审美抉择——论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鲁迅小说是在近代文化冲突中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观照。在自觉的审美抉择之下，鲁迅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着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审美的批判为人们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也为文化的转型与再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是鲁迅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之体现，也是鲁迅小说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吃人”的公共领域——鲁迅小说另一种视角下的国民性批判

在鲁迅的许多小说中都出现了“公共领域”。这些公共领域包括酒店、茶馆等。人们在里面消遣、谈论,从话语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本文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切入,由表层主题进入深层主题,尝试用另一种视角论证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鲁迅对于人们愚昧、麻木等种种行为的绝望。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鲁迅与庄子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对庄子的批判与认同，体现了庄子对他的巨大诱惑。在寻求自由的路上，他们分别选择了“逍遥”与“拯救”的殊途。他们关注人的“异化”，完成了对自己时代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庄子对鲁迅的影响，既养成了鲁迅的深刻，也是鲁迅矛盾痛苦的根源之所在。鲁迅与庄子既是精神的知己，又是思想上的对手。     

孤独的苍凉与愤怒——张爱玲与鲁迅的比较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鲁迅都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话语透视批判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感受人生的孤独苍凉;鲁迅作为一个社会至诚之士发起对社会的批判。二人同是对人内心灵魂的逼近与叩问,在对人性的近距离剖析之后,鲁迅是愤怒的“绝望战争”,张爱玲则是苍凉的接受。     

论“海派”话语及其对于上海的理解

提起“上海”,就联想到“海派”一说。本文主要通过对３０年代“京海论争”前后的有关史料的梳理、释读,重点分析了那些字里行间流泄出的文化心理内涵,指出“海派”名词牵连着一整套话语,“海派”话语意味着“五四现代观”有关“上海”的描述与想象。重新理解、想象“上海”,应从反省“海派”及其话语开始。     

半殖民地时代上海文坛的深层剖析——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研读札记

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讲演为研究文本,分析了其对20世纪前30年上海文艺发展、演变历程的精辟概括,认为该文从“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衰,对创造社和“革命文学”运动的评议,“革命文学者”所应具备的条件和素质三方面。展示了鲁迅后期思想的深刻性。     

论鲁迅建构的儿童世界《朝花夕拾》中儿童视角的叙事分析

鲁迅以文化启蒙的视角惊异地发现了现实中残酷的儿童世界,并在作品中批判性地呈现并拷问了儿童精神被虐杀,逐渐沦为麻木的“看客”和残忍的“吃人者”的现实。为改变这一现实,鲁迅在文本中憧憬着理想的儿童世界,并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出了一系列创见性的观点。鲁迅将对儿童的关注纳入到整个文化启蒙的视域中加以参照,力肉通过“立人”建立理想的“人围”。     

鲁迅与《学衡》

《学衡》是持文化保守立场的学术性杂志,早期多刊登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身为新文学家的鲁迅撰文回应“学衡派”众人,批评《学衡》的文化复古倾向。杂文具有鲜明的鲁迅式杂文的色彩,言辞犀利,切中要害,体现了鲁迅杂文的独特魅力。鲁迅与《学衡》的论争,凸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选择倾向,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鲁迅与尼采精神之比较

鲁迅在人群申与尼采的形象很相似：一个惟一者,启蒙教师,圣人与民众对立。尼采37岁悟到,欧洲文明的演化规律就是永恒轮回;鲁迅37岁时悟到,中国历史就是一治一乱的大循环。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是为了综合提升文化,尼采对文化的态度也是提倡综合。     

倡导“为人生”的鲁迅研究

为了使鲁迅研究更加直面现实,有必要倡导“为人生”的鲁迅研究,即充分认识鲁迅的文化资源价值,面向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展开鲁迅研究。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我们还处在“五四”时代,还处在鲁迅时代,“民主和科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我们更需要鲁迅。具体地说,鲁迅与大学文化精神,鲁迅的“民魂”思想,鲁迅的知识分子观,鲁迅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和谐文化资源,鲁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经验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方向。     

鲁迅与女性主义的契合与分殊

鲁迅杂文的部分篇什或驳斥＂厌女文化＂,为女性辩诬和正名,或揭示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规训＂机制,呈现出与当代女性主义立场一定程度的契合;而鲁迅小说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承载负面意义的女性形象则渗透着父权文化的评判标准,提示着鲁迅小说与女性主义立场的分殊和在审美方面的缺失。     

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今天,国内翻译界对于鲁迅的翻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翻译选目中的“弱国情结”、翻译理论中的启蒙翻译文化观、“硬译”的方法论和“重译”的翻译路径,从翻译的历史语境视域出发,指出以上观点是从单一文化语境来看待鲁迅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的结果。本文提出鲁迅翻译理论的目的绝不局限于语言表层,而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化、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文化策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是他的翻译目的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     

《关于鲁迅》述论

梅子编辑的《关于鲁迅》,被视为抗战时期"敌意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所收七篇文章,在承认并肯定鲁迅文学天才的同时,对其政治上的左翼倾向,也大加攻击和否定。《关于鲁迅》是抗战语境下国共之争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关于鲁迅》,有利于体认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     

鲁迅骂邵洵美之我见——兼谈鲁迅的骂人及骂人法

出于友谊和同情,鲁迅于1933年1月下旬开始为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其时,热河战役爆发,各种言论层出不穷,鲁迅在对一些文人的错误言行进行批判的同时,转弯抹角地批判了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邵洵美却在《文人无行》中说当时的文人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并且＂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对于邵洵美这种为国民党＂帮闲＂的行为,鲁迅作《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进行还击：骂邵洵美为＂捐班文人＂、＂盛家赘婿＂。结合鲁迅骂邵洵美可以知道,鲁迅骂人具有以下特点：（一）奋起还击,（二）并不主张＂扑灭‘漫骂’＂,（三）＂砭锢弊常取类型＂,（四）＂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为了正确地理解、评价鲁迅的这类骂人杂文,我们有必要采取业余和专业两种读法。     

敖忠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敖忠文集》阅读札记

敖忠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二是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其主要特点是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文论,固守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兼容革命浪漫主义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排斥“瞒和骗”的封建贵族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化转型时期具有明显中国风格的转型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