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程序规范化浅析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诉讼大厦的基石。在分析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的基础上，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立法完善进行了探讨。     

未成年人特别侦查程序构建的初步设想

我国现有的刑事程序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多与审判程序相关,涉及侦查程序极少.由于侦查程序是诉讼的基础程序,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设立特别的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建立合适成年人参加侦讯、律师法律援助前移、强制措施谨慎使用等系列权利保护性制度及法律监督措施,构建未戍年特别侦查程序制度,以实现社会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的双重保护目的.     

我国侦查模式的特点及其重构

我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真正的诉讼形态,而属于一种典型的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为了实现诉讼程序的正当化,保护涉讼公民的合法权利,应通过引入司法权保障机制和确保辩护方的诉讼主体地位来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进行重构.     

侦查机关程序性决定可诉性研究

侦查机关程序性决定具有可诉性,这是公民享有诉权、被侵害权利获得公正救济以及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侦查机关程序性决定可诉性对于防范侦查权滥用与提升刑事程序法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侦查机关程序性决定可诉性的制度缺失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构建我国侦查机关程序性决定可诉性制度,可从有权起诉的主体、侦查机关及其程序性决定可诉性的范围、有权对程序性决定进行审查的法院以及提起诉讼的程序进行系统设置。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的构建

程序正当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是诉讼成本的提高。作为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的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程序分流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卓有成效的机制已经引起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国内学者论及程序分流仅指在起诉阶段通过不起诉决定和在审判阶段通过适用简易程序而进行的程序分流。对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则鲜有提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在侦查阶段构建程序分流的具体方案,并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刑事审前程序的承载与解压

要解决中国当前刑事诉讼场域中案多人少、司法资源紧张的困境,就要从刑事程序本身出发,充分挖掘刑事审前程序对案件的承载力与解压力,通过诉讼设槛与程序分流对刑事案件进行过滤、筛选、屏蔽和消解,实现导向与过滤的双重价值。具体宜从完善诉讼门槛设置、拓宽程序分流措施两方面入手,通过理顺立案与侦查的关系,建立法定化、多元化和分阶段的证明标准体系,完善不起诉制度等程序分流制度与措施,实现刑事审前程序承载能力的最大最优化。     

审判中心视野下立案公开制度探究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入探讨了依法治国方略以及实施路径,指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特别强调了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地位。立案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程序,也是侦查程序的开端,因此立案公开又是促进"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进行转变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的立案公开虽有成就但是仍有缺陷,需要在"审判中心"的指导下,继续完善立案公开制度。     

我国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行侦查制度本身以及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得诉讼权利人一方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文章对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可供目前操作的解决措施。     

侦查行为诉讼控制界域的思考

法律相对于侦查技术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诉讼程序对侦查行为的控制也总会出现“合理”失控现象。侦听、截获电讯、电子监控、秘密录像或拍照、诱惑侦查等技术手段在我国侦查中已经常性使用,立法中应做出回应。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单纯发现案件事实作为立案的根据,但从发现案件事实到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侦查行为性质更接近于行政行为,将这一阶段的侦查行为完全纳入到诉讼控制界域,与诉讼程序的性质不符。     

论职务犯罪侦查立法现状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对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