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之“校正文字”

闻一多给古籍研究指定了三项课题,即"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在<楚辞>研究中闻一多"校正文字"课题取得了尤其突出的成果.他凭着深厚的旧学基础、独特的思维角度、广泛的学科联系,全面广泛地运用传统的校勘方法并加以创新,对<楚辞>的部分篇目文字作了精辟独到的校正,是我们学习研究<楚辞>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在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闻一多《楚辞》研究之"诠释词义"

闻一多在古籍整理方面提出"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三个类别,并在"诠释词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闻一多旧学基础深厚、思维视觉独特、学科联系广泛、使用方法得当,为我们学习、研究<楚辞>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闻一多《楚辞校补》

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不仅为《楚辞》校勘集大成之作,也是古籍校勘整理的重要成果。总结闻先生《楚辞校补》一书的特点及其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有助于《楚辞》校勘的进一步整理,同时,对其它古籍的校勘整理也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闻一多《楚辞》研究综论

闻一多先生深厚的小学功底多承乾嘉学说的余韵。其《离骚解诂》《九章解诂》《天问疏证》《楚辞校补》《天问释天》《敦煌旧钞本楚辞外卷跋》等一系列的《楚辞》研究著作,征引丰富,视角独特,为文献学领域研究《楚辞》的注释、校勘、引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的身份、思想及地位 ,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 ,说他是“文学弄臣” ;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 ,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 ,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同时 ,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 ,其贡献特别重大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楚辞研究的贡献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由汉至宋<楚辞>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楚辞>学和训诂学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我们总结为六个方面:解说旧注、补释语意、驳正旧注、阐发新意、载录遗说、考订异文.     

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探索向度——以其《诗经》《楚辞》研究为视域中心

以闻一多的《诗经》、《楚辞》研究为视域中心,探讨了他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认为闻一多不仅吸纳了清代乾嘉学派以来考据训诂的传统方法,而且娴熟地运用了西方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方法;而这些学术探讨方法在整体指向上具有文学人类学的性质。并指出：闻一多正是因为建构了这种可统摄诸多方法的文学人类学的探索模式,他才得以取得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巨大学术成就。     

从诗人到学者--评闻一多1930-1932在青岛两年的学术研究

闻一多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而且是一位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其研究包括唐诗、楚辞、诗经、古代神话等领域。1930-1932在青岛的两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生涯中的重要时期。经过之前八年的学术起步，在青岛他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全面展开了古典文学的研究，确定了研究的方法，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闻一多与齐鲁文化新论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史上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与杨振声、赵太侔、臧克家等齐鲁学人交游甚笃.他在汲取齐鲁文化养料的同时,又融汇中西学术,通过对<诗经>、<周易>、<管子>等齐鲁文化典籍的研究,推动了齐鲁文化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楚辞》选自"屈原赋之属"考论

作为总集之祖的<楚辞>,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今本<楚辞>实则来之于<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之属".至于王逸<楚辞章句>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此显系为后人所加.经由自己所编之书而题前贤之名,这已是自古以来的通例.今本<楚辞>所收作者共10家,作品73篇,其作者一般都可以在"屈原赋之属"中找到主名,其每一作者作品的篇数一律小于或等于"屈原赋之属"中相应作者作品的篇数.所以可证<楚辞>是"屈原赋之属"的选本.     

“情兼雅怨”与钟嵘《楚辞》观

钟嵘<诗品>论五言诗源流时,将之归为<诗经>、<楚辞>两大流派.当今学者在论及钟嵘对这两派的态度时,多认为他偏重于<诗经>一派,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钟嵘给予<楚辞>与<诗经>以同等的地位,<楚辞>是他理想的"情兼雅怨"类作品.     

《楚辞补注》的标点及文字校勘失误例释

中华书局点校本<楚辞补注>,从1983到2006年,虽多次修改,但依然在标点和文字校勘上存在一些失误.2004年第四版<楚辞补注>中,标点失误10类67例.文字校勘失误4例.     

论《楚辞补注》中的五臣注

作者通过对<楚辞补注>本身的注释情况以及<楚辞补注>对五臣注的取舍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楚辞补注>"补曰"前出现的五臣注的内容不是后人增补的,而应是补注内容的一部分.     

闻一多《楚辞》研究之“诠释词义”

闻一多在古籍整理方面提出＂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三个类别,并在＂诠释词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闻一多旧学基础深厚、思维视觉独特、学科联系广泛、使用方法得当,为我们学习、研究《楚辞》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传记性释义——对《楚辞》释义的考察

汉朝人对<楚辞>的解释一方面受到<诗经>解释学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因其在解释中密切联系作者传记性材料而形成新的阐释方式和特点,同样表现出了自由释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后来又借助于<楚辞>的传播广被文学批评的其他领域.所谓传记性释义,是指利用作者的传记资料,或者利用有关作者传记的研究成果对文学作品的意义作解释的方法,它以作者的个性和生平为作品释义的钥匙.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这种方法长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汉朝人对<楚辞>的解释,集中探讨释义者的随意性倾向,指出传记性释义与所谓解释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回事.鉴于中国文学批评受<楚辞>这种释义方法影响很深,相信上述考察有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的传统.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审美倾向

现代学术史上,闻一多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诗经>做了综合研究.他在研究中,以一个诗人、艺术家独特的眼光,从构图美的角度分析<诗经>中的人物形象和优美意境,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审美特征,取得了卓越成就,为<诗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推动了<诗经>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楚辞研究新思维概论

《诗经》以后，楚辞崛起，自西汉始，楚辞学研究就进入百家争鸣状态，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等各抒己见，此为楚辞研究的初始阶段。自西汉至20世纪的二千余年间，楚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汉至北宋是开创发展期，重在章句训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可为代表。第二阶段：南宋至清末是繁荣期，重在义理探求，朱熹《楚辞集注》可为代表。第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为新楚辞学奠定了基础。1919年“五四”以后楚辞研究至现了新时代特色，游国恩《楚辞概论》为新楚辞学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为第四个阶段的开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楚辞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楚辞研究达到世纪高峰，研究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方法之新，学术成果之丰，发展速度之快，是二千多年来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学术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共创辉煌。     

《风》《骚》体制异同论(上)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论沈德鸿(茅盾)先生的楚辞研究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沈德鸿（茅盾）先生对于楚辞研究也颇有造诣和贡献。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专门为中学生编注了楚辞选本．先后题名《楚辞》和《楚辞选读》。该书的《绪言》从楚辞与神话之关系的角度多所发明，提出了楚辞源于神话等新颖独到的见解．对楚辞的评价即高且新，皆为前人之所未及，于后世楚辞神话学的研究有深刻启迪和影响。该书正文选取《离骚》等8篇26首楚辞作品，分别加以注释，也很有特点和一些独到见解。其注释虽有失当和不足之处，但毕竟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