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论略

司马迁、司马相如分别代表了汉代散文和辞赋的最高成就。两人都是怀才不遇的士子。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相如的赋,虽各有千秋,但都是大一统时代的产物;都有“全”、“大”的特点;都运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他们共同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论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重商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汉武帝时期社会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认识。由《史记·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有关商业应与农林工并举、商人应有的素质以厦政府应对商业如何管理的主张和认识。     

“稿酬”是怎样产生的？

我国历史有关稿酬这方面的记载比较长远。 据说最早的稿酬起源于晋代。不过,至少在西汉,已有过出钱请人写文章的事。汉武帝时,陈皇后阿娇被冷落遗弃,住在长门宫。她为了能重新获得宠爱,便花了一大笔钱请当时文笔最好的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想用这篇倾诉衷情的文赋打动汉武帝,     

论司马迁与韩信的精神契合

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生动记载了韩信的生平事迹,是一片篇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韩信为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及为之不惜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都直接与司马迁的感情产生了强烈共鸣与契合。这种精神上的共鸣与契合,是司马迁愤懑抗争创作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形成《史记》中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基点。     

略论司马迁的民俗观

司马迁一生游历遍中国,他以雄厚的历史积淀和对各地的亲见亲闻,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史记》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杰出成绩有目共睹,学者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关于其中丰富的民俗学思想人们却涉及不多.笔者认为在《货殖列传》和《乐书》两篇文章中有着大量的民俗学内容.本文将从经济民俗、地理民俗、礼乐民俗方面来探讨司马迁的民俗观.     

再论司马迁之“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汉书》,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有《报任安书》节选）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的观点,其文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问“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的禁锢中,指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合理性与进 步性;在“国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肯定追求富裕生活是人的本 性,鼓励人们通过工商业活动竞争致富;同时,司马迁主张政府对工商业行为的管理主要以 “因之”而行,反对与民“争利”．     

论司马迁对先秦诸子心灵世界的申纾——以《史记·孔子世家》为中心

在《史记·孔子世家》等传记作品的描述中,先秦诸子虽然秉性不同、理想殊途,但因"道"之不行而孤独悲怆,又因孤独悲怆而愤书立言,是他们共通的心路历程。这种内心世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心理的表征。《孔子世家》等作品不仅是在为先秦诸子立传,也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心,具有文学史和心灵史的双重价值。     

解读司马相如列传重视一代“情圣”之异说

二千多年来一曲《凤求凰》、琴挑卓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世世代代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称赞不已,司马相如也因此被人们奉为“情圣”、“诗圣”。经过认真通读司马相如列传之后,作者认为“情圣”的美称的确值得商榷。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论《史记·项羽本纪》被改写后的多种话语形态

《史记·项羽本纪》之所以被反复重写,一是司马迁的原文本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值得后人反复咀嚼和填充;二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价值观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可以对原本忽略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补充和想象。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是为传统士大夫代言;曹聚仁的《亚父》则是一个被冷落、被抛弃的古代谋士的内心呓语;张爱玲的《霸王别姬》对自己角色和地位有清醒认识的女性的内心独白,是觉醒后的女性对爱情和自身命运的重新认识;     

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论司马相如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

从司马相如现存的作品入手,对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其集中概括为两点:一是积极昂扬的事功追求;二是充分的人文关怀.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司马迁与中国水文化

司马迁是世界东方的大河文明之子,是以江河为视阈梳理中华文明的文化巨匠。在《史记》中,"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阐明了山川地理大势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河灾衍溢,害中国尤甚,唯是为务",治河即治国,故《河渠书》以河为中心;"世隆则封禅","祭名山大川",故《封禅书》折射出大河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山水文化心理。总之,黄河壮美的山水文化孕育了司马迁,使他成为中国水文化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