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匈奴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秦汉时期,匈奴形成了完整有序的宗教与信仰体系:以信"天"为核心的自然崇拜体系,相信灵魂不灭与祖先崇拜,迷信鬼神、偶像崇拜并崇尚勇武,习惯盟誓,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多行使巫术,巫履行宗教行为外兼及医之职能。该体系对匈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有利于其统治者维护统治,增强本族凝聚力,是匈奴游牧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匈奴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

秦始皇"直道"在西汉时期依然使用,成为汉与匈奴南北沟通的重要渠道。汉王朝经营西北方向通往西域地方的交通道路,后来此路有"丝绸之路"之称。其实,"直道"与"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的交通实践实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汉王朝输送至匈奴的丝绸及丝绸制品数量惊人,不能排除重视商业的匈奴人将剩余中原织品向西方转输的可能。而汉地织品北运匈奴,很多利用了"直道"交通便利的条件。     

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

一、历史追溯——敦煌石窟艺术的地域特殊性。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的交汇处,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敦煌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至四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但在那时,整个河西走廊包括敦煌,都居住的是游牧民族,包括乌孙、羌戎的祖先、月氏人。后来,匈奴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一直到大汉王朝,敦煌才真正地走上历史舞台。张骞出使西域后,带来了西域大量的见闻,这也促使汉文帝拓边的雄心。     

鲜卑人中白种人来源考

公元3世纪,东北西南部即有白种人部族,但他们是"自号鲜卑"并被中原人称为鲜卑的.这部分白种人出自被匈奴征服后被迫南迁的丁零人.匈奴西迁后,他们与匈奴余种一起加入到鲜卑族之中.东部鲜卑中的白种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公元1世纪随匈奴余种迁入辽东的丁零人,二是公元3世纪随慕容部东迁的丁零人.拓跋鲜卑中的白种人主要是其进入匈奴故地后与之杂居的丁零人.     

试析刘渊起兵兴汉的原因

刘渊于西晋"八王之乱"之时,乘势在西河郡举兵反晋树起中兴汉室的旗帜。刘渊之所以打出兴汉旗帜而不是恢复昔日的匈奴游牧政权,主因是其与匈奴上层贵族均已汉化。当时内迁的匈奴贵族已经与汉士族大夫无异,他们要起兵建立的政权一定会是中原王朝式的。同时,刘渊可以凭借兴汉旗帜来号召天下有志于反抗晋朝的汉、胡贵族与民众共图大业。     

匈奴生活习俗论

匈奴的饮食居住,服饰、发饰、装饰,婚姻形态,丧葬之礼及其它生活习俗,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之特色,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研究匈奴习俗对于了解古代北方民族之游牧文化大有裨益;特别是透过匈奴生活习俗还可以看到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异同和影响。     

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单于伊稚斜怒浑邪王、休屠王被汉军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休屠二王恐,谋降汉。与汉共谋既定,休屠王却悔而不降,浑邪王杀休屠王而兼并其众。霍去病迎降大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众相望,忽闻浑邪王部下颇有疑汉军掩杀而逃跑者,霍去病轻骑驰见浑邪王,坚其降汉决心,促使其果断平乱。之后,浑邪王遂率四万余众降汉,河西之地由此纳入汉朝版图。浑邪王降汉之事,《史记·匈奴列传》等篇皆有所载。班固亦取《史记》之说,在《汉书·武帝纪》等诸多篇章中亦屡屡载之。确知浑邪、休屠王降汉,是匈奴单于逼出来的,不是汉朝迫降的。但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上)》将票骑将军于元狩二年春夏两次"击破匈奴右地",同当年秋"降浑邪、休屠王"二事笼统混言,给后世造成"票骑将军迫降浑邪王"的误解,又在《汉书·地理志后叙》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给后世造成"汉朝武力夺得河西之地"的误解;本属匈奴内部矛盾,而无端改换为汉匈矛盾,显然都是错误的,亟应加以纠正。     

捉刀

有一次,魏武帝曹操准备召见匈奴派来的使者。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虽然聪明能干,但是身材短小,天生一副丑陋相,不足以使远国的使者产生敬畏之心。于是,他让相貌堂堂的崔琰(字季珪)代替自己,他自己则持刀立在座旁。召见已毕,曹操派人问匈奴的使者:"你看魏王怎么样?"匈奴的使者回答道:"魏王很有威仪,但是座旁持刀而立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说匈奴的使者识破了自己的安排,担心走漏消息,对自己不利,就派人把匈奴的使者杀掉了。     

论匈奴帝国解体的阶段性

匈奴帝国发生在公元前60年之大内乱与分裂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内讧,在匈奴民族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论著对匈奴国家之解体这一重要事件均有所表述,却失之简略。笔者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将匈奴大内乱与分裂过程确定在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51年之间,将这一过程分为握衍朐鞮擅立、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对立等相互紧密联系的三个重要阶段进行分析,并不只限于传统的“五单于争立”之简单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试论梁武帝一生事功的的成败得失——兼论梁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梁武帝创业有成 ,在位日久 ,有过雄才大略 ,赢得境内稳定安宁 ,推动江南文化繁荣昌盛 ;但他在后期以佛化治国 ,怠于朝政 ,疏于武备 ,容奸害国 ,最终守业无成 ,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梁代文化事业取得的成就 ,对隋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梁武帝一生事功的的成败得失——兼论梁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梁武帝创业有成 ,在位日久 ,有过雄才大略 ,赢得境内稳定安宁 ,推动江南文化繁荣昌盛 ;但他在后期以佛化治国 ,怠于朝政 ,疏于武备 ,容奸害国 ,最终守业无成 ,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梁代文化事业取得的成就 ,对隋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荀岳墓志》探析西晋君臣之间丧葬礼俗

西晋中书侍郎荀岳不幸病故。晋惠帝特派使者行吊祭之礼,颁布诏书赐以葬钱墓田,荀岳附葬于文帝崇阳陵。荀岳的临终关怀典礼是君臣从属关系在丧葬文化礼俗上的体现。史书记载、考古勘查结论与墓志文本可以三重相互印证,荀岳墓志对于勘查晋文帝的崇阳陵提供了重要依据。     

岳飞遇害探析——从其与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为中心考察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死因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事情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通过考察岳飞与宋高宗、秦桧和张俊的关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岳飞之死,是由宋高宗在幕后导演,以配合宋高宗为主、并持有个人目的的秦桧和张俊亲自操刀上演的一出历史悲剧。对于历史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通过考察其中关键性人物的关系以得出相应的结论,虽然会有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隐忧,却往往能始终围绕研究对象的核心不至于偏离,最终得出较为贴切的结论。     

司马迁受刑原因再认识

司马迁受刑一般认为与他替李陵辩解有关,解放后文学界史学界基本上是同情其不幸而否定其辩解.实际上司马迁的辩解当时并没有错,受刑原因也不在于此,而是他与汉武帝统治集团在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长期冲突的结果,李陵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唐梁升卿书《张说墓志》考略

本文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对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张说的生平行状进行考证,对前人漏考之处予以补充;其次对《张说墓志》的书法进行考证,对梁升卿的书法、《张说墓志》的书写风格、志盖书写者为梁升卿等问题进行考证,同时对玄宗李隆基、张说、张九龄、梁升卿等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考述.     

从《中兴小纪》看宋高宗的驭臣之道

熊克是南宋高宗、孝宗时的大臣,《中兴小纪》是他撰写的记载宋高宗一朝史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宋高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皇帝,历代对他褒贬不一。从《中兴小纪》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驭臣之道及其产生的影响。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酷吏列传》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时期酷吏的成败人生。酷吏在汉武帝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更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董仲舒荣辱思想探微

董仲舒“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对于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的作用。董仲舒的荣辱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如何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离不开对董仲舒荣辱思想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