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信息传播职能

从传播学的视角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思想道德的信息传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直接推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的第一个要素,他们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这几种不同形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都肩负着特殊的职能。通过传播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些职能,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论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人际传播

电视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人际传播和日常人际传播不一样,它表现出来的特质是趋向平等和相对封闭的。本文通过探讨节目录制过程中的角色交流、人际传播在节目录制中各个状态的表现以及录播节目和直播节目中人际传播的差异,揭示普通受众可能无法看到的场景——节目录制时主持人、现场导演、嘉宾、现场观众等不同的角色如何"各司其职",他们在幕后进行着怎样的人际传播;在节目录制开始前、节目录制过程中和节目录制完成后各角色之间的人际传播发挥了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不同等等。这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电视节目幕后不同于荧幕前的传播状态。作者试图通过阐述如何通过把握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人际传播来给大众传播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建构权力的数字牢笼：中国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与权力监督机制完善

政治传播是一种向量式传播,表面呈现为信息的流转,内在可以搭建权力运行的结构。权力监督关涉权力的授权与行使,依赖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始于情报的获取,成于信息的存储、更新与传播,终于行为反馈与对照。权力监督与政治传播相互耦合,政治传播是权力监督的基本要件。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广泛应用,我国政治传播形态和秩序持续变化,不仅政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总量大大增加、政治信息在多元主体间的分布状态、政治信息的流动性以及方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了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加强了民众监督的行动能力,削减了权力异化的滋生土壤,有力地推动了权力监督的主动化、多向化和系统化,为新型权力监督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权力生成探讨

新闻传播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新闻价值的过程,而新闻传播者的任务则是及时、准确全面地对新闻进行报道,完全、真实、客观地展现事件的真实情况,给予大众表达权和知情权,传播良好的文化和道德品质。新闻传播不仅仅是向大众传达各类新闻信息,更是生成权力的过程。权力涵盖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象征性权力等多种权力。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传播者主要从三方面获得权力,一是新闻传播者通过制作文本、知识和生产意义获得生产权力;二是新闻传播组织凭借其在传授和接受关系中的地位和与其他社会权力机构的关系产生权力;三是新闻传播者利用自身学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生产权力。在本文中首先探讨了新闻传播过程中权力的生成,随后说明了新闻媒体和新闻传播者的主要责任,在结尾处给出了两点提高传播者权力的策略。     

人际传播型组织传播的激励作用:一个心理契约的视角

组织传播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功能是激励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心理契约理论为视角,以L集团的标志性组织活动Y董激励性讲话和人才选拔比赛为个案,考察并分析了人际传播型组织传播的激励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人际传播型组织传播直接作用于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和员工间关系,其营造和维系的组织内人际关系会对员工的人际型契约和发展型契约产生调节作用。企业通过履行契约促使员工产生积极回应,实现心理平衡,从而产生激励作用。     

以手机短信为介质的人际传播探析

一、手机短信在人际传播中的地位如果对所有人际传播活动进行一个归类的话,可以把它们界分为两种类型：1.面对面的交谈;2.通过媒介进行的信息沟通。很明显,手机短信作为一种借助移动通讯手段来完成的现代信息交流方式,是属于人际传播的后一种类型。     

美国2004总统大选中的小众传播

美国的政治系统是建立在公众选择的基础上的，总统选举实行的是普选。那么一个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成功与否就依赖于他或她与大众联系交流的能力，政治家们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把信息传播出去，以备选民选择，可以说选举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传播活动。虽然大众传播是选举中政治家们主要的传播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家们需要同选民接触，进行情感和智慧的交流，那么，此时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公众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视觉的权力——资本全球化视野下媒介社会控制新演变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媒介自产生以来,往往被权力阶层加以利用,通过向社会和公众传递与权力阶层相一致的价值观念,从而进行社会管理和控制。正如赫伯特·席勒所认为,媒介权力的取得往往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建立和增强。因为信息的专门使用权被认为是通向权力的通道。对于传播媒介的控制通常是取得政治权力的首要一步。位于现代组织机构中心的信息机构传播信息的方式永远不是随意的。     

组织传播中的人

组织目标的达成,需要组织成员共同的努力。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趋同和类化,利于行动一致,但会弱化人们的创造性。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那种视组织成员为"螺丝钉"的机械认识受到挑战,组织成员除了经济利益的诉求之外,还有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仰仗制度性规定,平常则需要通过组织内的人际传播来适当实现。组织成员选择个性表达还是使用套话,即"问题优先"还是"形式优先",显现了组织传播中的权力背景。官方的套话通过组织体系的传递,具有层层叠加、逐级放大的效果,无形中侵蚀着组织成员的个性意识。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四篇）

主持人语：美国传播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表示,网络是“能够称得上具有结构的组织里最不具结构性的组织”。作为一种柔性组织,网络准入机制低,灵活性大,群体参与性高,主动性强,是信息发布与信息获取的新型组织。在各类信息互动与交流的网络传播当中,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较大。作为网络化组织形态的微博,具有草根性与平民化的特点,成员间的网络社交与政治参与体现了其鲜明的社会性。网络人际传播中的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在微博传播中扮演了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角色。意见领袖可以称作是亚当斯（J.S. Adams）研究中的“组织界限沟通者”,它能协调与平衡组织与传播环境的信息交换,在社会传播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人际互动,同时给大众打通了政治参与的通道,使大众的舆情及意见得以充分表达,这极大地促进了民主进步和社会发展。本期“组织传播”栏目紧扣网络传播的时代背景,探讨信息交流过程中互联网、微博、微信等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作用与传播价值,以“意见领袖”、“微博公益”、“政务微博”、“网络政治参与”等热词为研究主题,刊载文章四篇,旨在和读者分享、探讨传媒新动态下的学术研究成果。     

内容聚合与关系扩散:社会化媒体的开放平台构建分析——以YouTube网站的热播视频为例

本研究通过对社会化媒体进行内容分析,探讨内容聚合对于其开放平台建构的影响;同时通过网络人际传播线索消除进路的理论框架以及超人际传播模型,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的人际传播模式,进而探索其社会性的传播线索图景,最终为探析社会化媒体的本体意义寻找出路.本研究发现,内容聚合为社会化媒体开放平台构建奠定了基础;传播线索消除进路的突围与超人际模型的探索推进了社会化媒体的网络人际传播;而内容聚合与新型人际传播模式彰显着社会化媒体的社会性.     

论中央苏区政府的信息传播

政府信息传播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一系列高度整合的传播渠道进行的，旨在对内贯彻执行政策与对外塑造政府形象的信息传播活动。中央苏区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局部执政”预演的实验基地，是新中国成立的摇篮之一。因此，从传播学的视野来考察和反思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这无疑能够为我们今天在奔向小康社会背景下，建设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更加健全和新闻发布制度更加高效的电子化政府和信息化社会提供一些启示。[第一段]     

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重构——基于与传播学体系比较研究视角

在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之间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传播学分类”,即根据对象人数是“一”还是“多”将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再根据对象是否特定,将“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分为“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对“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组织传播、“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与人际传播进行了比较研究.     

媒介传播与“分配性努力”伦理偏向的关联

媒介传播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紧密关联。"分配性努力"致力于如何分配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而非努力于生产,其伦理实质属于过度经济理性,与市场经济公正、自由、平等的伦理要求相冲突。改革开放前具有组织传播特征的媒介传播与社会运动相伴随,经济理性被压抑;改革开放后的媒介传播向大众传播回归,促进经济理性快速释放,但随之陷入"GDP主义",宣传职能服务于政绩,营销职能服务于利润,放弃了"生产性努力"的价值导向;在此逻辑中,主流媒介对"分配性努力"事件的监督与警示功能缺失,而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中的精英伦理形象背离,使"分配性努力"行为在人际传播中产生示范效应,至于精英们的媒介化生存技巧,则产生媒介工具化的示范效应。     

乡村人际传播中行动者身份解构与村庄社区传播模型建构

乡村传播"场域"中的主要行动者是农民,转型期的农民身份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乡村社会传播中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建构。借用社会传播网络分析工具考察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网络结构是本文的旨归。经田野考察发现,现代中国乡村传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的网状模式:日常生活中人们选择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介传播等不同传播方式来编织他们的信息传播网络,这些信息传播网络从不同层面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与人际传播

处于人际传播中的双方或多方不仅是独立的个体,其社会性及其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存在。本文讨论了关系的讯息如何影响人际传播、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与人际传播、人际传播中的"装相"与"本相",以及人际传播中的"约哈瑞窗口"。作者指出,人们总是希望探求到更多的对方信息,但总是无法完全达到目的。人际传播就是这样处于这种永恒的矛盾动态中。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内传播研究(1921-1927)

"组织内传播"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张,组织内传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增强。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资料为依据,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与组织文化生成、党内信息传递、党内传播机制探索与完善三个维度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内传播问题展开论述。具体而言,中共早期通过编发党内刊物、开办党校、选派党员海外学习等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生成并传播了组织文化;通过党内文件流转、党内交通网络建设、建立党内隐语系统等方式保障了党内信息传递的畅通与安全;通过设置专门机构、建立和完善会议、特派员等组织制度完成了对党内传播机制的初步探索。     

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中政治传播的作为与局限北大核心CSSCI

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机制是从民族视角讨论影响国家形象构建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形象从内部生成的过程,其本质是国内民众建立国家认同的过程。建国初期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过程中,政治传播通过多种手段来构建国家认同:传播阶级认同框架和革命话语来统领各族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以传播新生政权下的民族合作、和谐、平等关系来强化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将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与传播阶段性革命任务、政治统治有效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多样的政治传播文本营造新型民族关系的舆论氛围;从党和国家层面为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提供政治传播的制度保证。政治传播在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中的角色要随政治结构、历史情境、传媒行为等因素的转变而作相应调整。     

乡村人际传播中的村干部形象

村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代理人,也是农村社会的当家人,他们也是农村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成员。本文以村干部的形象为切入点,探讨他们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他们在农村人际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并借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经典传播过程模式,分析村干部人群的人际传播的具体过程,探索村干部在乡村人际传播中的不同角色。     

试论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的人际传播特点

网络游戏与一般日常游戏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实体的面对面互动与交流。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作为时下最流行的网络游戏类型之一,它带给了游戏主体不同程度的身心沉浸,游戏主体之间通过大量信息符码交换进行人际互动,并以此"建立关系"。期间产生的人际传播活动表现出与一般网络人际传播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