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的拨乱反正,是新时期出版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起点,对之后二三十年出版工作有重要意义。本文是宋木文同志的长篇回忆性文章,有不少亲身经历,史料丰富。本刊将分两期刊出。对其中“文革”中出版工作的恢复与反复,以及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两个部分从略。作者另有《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一文,已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刊载,请读者参阅并希谅解。——编者     

逝去的出版

一、世俗的月份牌 19世纪末的上海,已是一座工商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大批洋货从这里上岸或生产,继而行销全国。起初,洋商自以为是,常常在货物中夹带一些宣传图片馈送顾客,而图片内容多是西洋名画、欧陆风光等,谁知这份美     

陈独秀的早期出版生涯（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英流汇聚的伟大历史时期，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物，在此期间亦曾留下过深深印迹。本所引溯论证的：是其早期的编辑出版实践及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包括：一、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二、“鼓吹革命”的出版思想；三、风格独异的出版特色；四、功垂青史的出版名家。在章的第四部分，笔以下述拙见就教于同人：1、陈独秀是引领近代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旗手；2、陈独秀是培养近代出版人才的园丁；3、陈独秀是早期党的革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中国出版史上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记庐山“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

一、会议的缘起与安排1978年“文革”虽已结束,但出版工作遭受长达十年之久的破坏,全国出版事业百花凋零,书荒仍十分严重,社会上出现少年儿童们的呼吁:“叔叔阿姨,给我书!”当时主管———国家出版局为了迅速扭转“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读物奇缺状况,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局面的尽快到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首先选择少年儿童读物为突破口,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少儿读物座谈会。从娃娃读物抓起,这是考虑到孩子们多年来看不到好书好画,精神得不到正确引导,而不良的东西却乘虚而入,社会上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问题十分迫切。同时也鉴于这个…     

论中国出版的起源

出版起源问题不仅是出版史研究难以绕开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出版学建立以来众学者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各种意见虽然不尽一致,但对于此问题的研究都是富有建设性的,都是长期研究的心得。在此,我们不揣冒昧提出一己之见,以期把这个问题的探     

2008年中国出版业十大举措

一、四大资格准入制度正式写入<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时间:5月1日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指出,出版辞书、地图、中小学教科书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对在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     

《中国出版史料》（10卷本）序

序一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我国在唐代初年即已发明雕版印刷术,可是没有文字记载。20世纪60年代末,     

试论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及其影响

晚清教科书出版活动前后分为教会教科书和国人自编教科书两个阶段。前者开启了教科书出版的近代化进程。后者使这—进程趋于完善。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促使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     

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出版史研究涉及出版活动的起源、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早期出版物与书籍的关系或出版史与书史的关系、出版与纸和印刷的关系等等。研究和撰写出版史最要紧的是明确出版概念,向读者表明作者依据什么样的出版概念来写出版史。对出版史的起点在学界一直存在     

完善出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出版质量

完善出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出版质量“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     

新中国对出版性质认识的历史轨迹探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出版性质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将出版视为"政治工作",同时又明确出版属于"文化事业"、 "经济事业";到将出版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再到重新认识到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的历史进程.对出版性质的认识是与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后基于对出版性质认识而实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出版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出版”考（续）

1989年本刊第3期拙文《‘出版’考》对出版一词的考证,其中关于外来语名词事,关于梁启超最早使用出版一词事,还须作些补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文学家对外来词的科学考证,其中包括出版等专业名词,明确认为是“从日本借来”的史实,本文也作一确切的历史说明。梁启超《自由书》一文,是1899年3月22日—1901年12月1日,发表于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随感录64篇的汇集,这已在1898年8月“戊戍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1899年2月他     

出版改革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新的奋斗目标，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国务院下发（2003）105号文件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出版改革在全国范围不断的深化、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出版史料学（续）

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做好了计划方案,到文献中找资料,要钻故纸堆,要坐冷板凳,可谓甘苦自知,难以尽言。古代文献太多,你一本一本地读,总觉得有读不完的书;有时读了十来天书,找不到一条有用材料;有时像大海捞针那样找到了有用资料,     

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年）

毛泽东著作是20世纪我国最有影响力和出版数量最多的著作。关于毛泽东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版情况,包括各种著作的初版时间、版本的考证和传播的情况等,已有不少专家作了专门研究和论述。本文仅就1949年至1982年期间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情况(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文版为重点),作一历史的回顾。     

2004年出版史研究概述

盘点2004年的出版史学研究,我们发现,不仅有许多学术论文发表,还有不少研究专著问世,为出版科学研究平添几许光彩.2004年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关键性一年.出版产业和出版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需要从以往的历史中获得启示.这种迫切的现实诉求,推动学术界和出版界在史料收集、史实考证的基础上,分析、探讨出版活动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版事业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为当代出版业之前瞻性、规律性和发展的战略性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简单地讲,2004年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虽冷尤热.     

打开出版的视野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社会环境的转变，使中国出版业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产业的发展壮大，内容的丰富多彩，都进一步满足了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但在不断前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出版业也面临从未经历过的考验：从国内情况看，各种民间力量的介入，使出版增添了活力，也使竞争进一步加剧；而更多的压力来自外     

2006年出版史研究综述

2006年的出版史研究无论是取得的学术成果,还是研究的内容或者研究的方法,都有值得提及的成绩.这里仅就笔者寓目所及,对其研究成果作一概略归纳,以期能对过去一年出版史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