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和家族视野中展开清代江南文学研究

从地域与家族视野中展开对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路经、新方法。作家创作往往受其“文化根性”的影响,而“文化根性”的形成,不但与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文明在地化影响有关,也与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与地方民情习尚有关。家族同样也与“文化根性”相系,家族的家风、家学、家脉对作家创作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和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在江南表现得相当突出,可以说“江南”是文学研究中特具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样本。     

唐代润州文化氛围对二皇甫创作的影响

二皇甫是唐代大历时期诗人皇甫冉和皇甫曾兄弟的合称,也是唐代较为著名的家族诗人之一。研究二皇甫的诗歌创作不可不谈的就是其家乡唐代润州一带文化氛围的影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江南群贤宴集诗酒文会等文化氛围都对二皇甫的诗风形成和创作风格带来影响。本文从文士宴集诗酒唱和的风气和皇甫家族家学传承两方面来分析唐代润州文化氛围对二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更深入理解二人的学术价值。     

曹雪芹家族文化初探——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概括了曹氏文化家族的显著特征:曹氏三代四人为江宁织造,逐渐演进为家学与权势的结合,彼此支持,以此依托,形成百年望族———曹氏家族文化。并按其发展过程区分为四个时期:创始、开创、继承、升华,在江南形成"诗书之族",至曹雪芹才结出最璀璨的文学奇葩。论证了推动文化家族发展的核心人物曹寅:踔厉敢为,文武兼备;重视教育,培养后代;立族趣尚,诗酒雅聚,为孕育高才大才创造了良好的家族文化。     

方以智家族之家学传承与望族之生成

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乃江南望族,数代家传之易学、理学等学术思想与文化传承最为显著,构成方氏家学的重要内容。方学渐开创方氏易学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理学思想表现为阐扬心学,倡导性善说,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补救时弊。方氏子孙方大镇、方孔炤皆自觉承传家学且有所发扬,至方以智则成为集大成之大学者。桂林方氏家族家学积淀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不但成为家族世代坚守的精神品性和门庭兴盛的内在动因,而且也是其望族生成的最为根本之要素。     

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结社论略——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文人结社风气浓厚,江南更是文人结社的核心地区。作为江南文学群体的主要构成者——文化家族,在结社的大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丰富了社团的形式,既有一门风雅的同姓社团,也有以某一家族首倡而形成的社团,更多的则是多个家族共同参与的社团。文化家族结社,不仅使得江南的社事活动如火如荼,也使得文人结社具有了参社成员亲缘化、结社风气传承化以及社团文化家族化的特点。江南文化家族参与结社活动,既促进了江南社事规模化的发展,也拓展了家族的交游,彰显门第风雅,并且繁荣了江南的文学活动,提升了江南文人社团的文学品位。     

泰山羊氏文化述略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汉魏六朝时期的世代簪缨泰山高门羊氏 ,不仅在政治舞台上颇有作为 ,而且族人之中诗书薪传、家学相承 ,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孕育出羊弼、羊祜、羊欣、羊士谔等对当时之学术宗教与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名人。本文从经学、文学、书法及宗教四个方面 ,对羊氏家族文化作一撮述 ,并试图从中探绎其文化特色与历史渊源     

唐代文人漫游江南之风及其影响

文人漫游是唐代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江南地区是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表现江南清新秀丽的诗歌构成了唐代山水诗的重要内容。江南自然风物对唐人创作有直接感发作用，其作品融入了他们丰富的人生情趣与感悟；同时江南文化特质对他们的审美倾向也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漫游江南与江南山水诗歌创作成为唐代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     

六朝文学家族繁盛原因初探

六朝时期文学家族数量之多,为其他时代所罕见。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可以深化对文学创作与时代特征关系的认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躬亲创作,社会环境的催生,浓厚的家族文化熏陶,江南秀美山水的浸染,促进了家族文学的繁荣。同时文学团体形成、儒释道思想的活跃,对创作技巧的提高、文人思想的解放、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

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现象,这与苏氏家族非常重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不可分离。文学和天文历法学作为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氏家族重视培养文学创作能力的文学教育。与对科学的热爱所采取的科技教育关系密切。而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与父母在世尽职赡养、父母过世则尽丧礼的道德教育。对苏氏家族忠、孝家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家族教育．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出土墓志与唐代安定皇甫氏家族文学研究——以皇甫德参一支为中心

安定皇甫氏是关陇地区的望族之一，由汉至唐兴盛不衰。近年来出土的皇甫敖、皇甫廛墓志，可对《元和姓纂》记载的安定皇甫氏家族世系进行补正。同时，皇甫氏家族忠君爱国的文化品格和三教影响的家风对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皇甫氏家族参与修史、秉笔直书的传统与其姻娅选择有关，并从侧面体现了其家族的散文底蕴。最后，唐代安定皇甫氏家族文学成就的偏微，与其家族在唐代的发展状况有关。唐代皇甫德参家族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政治家族和文化家族，对其家族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有利于探讨唐代政治与文学的全貌。     

六朝文化世族的形成及其对江南文化的影响

六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长足发展,南北文化交融,促使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提高,涌现出一批以儒学为宗的文化世族,主要有以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为代表的吴姓大族;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大族;以吴兴沈氏为代表的由“武力强宗”转化而来的文化士族。这些文化世族各具独特的家学门风,在经学、玄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多有建树,对丰富江南文化的内涵,提升其学术品位,促进中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荆楚之"水"与道家——"道教与荆楚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古代楚国是一个以江汉流域为中心、跨连长江流域多条水系的泽国。楚人对"水"的感悟尤为深刻。"水",不仅成为楚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是荆楚道家看宇宙和人生的精神具象。水,滋生了荆楚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命。荆门郭店楚简《老子》中"水""几于道"以及"水"反辅"太一"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荆楚文化的内涵。     

浙江秀水朱氏家世考

浙江秀水朱氏出了状元宰相朱国祚和文坛宗师朱彝尊,具有官宦世家及文化世族的双重性质。朱氏家族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与明际之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浅析《闺塾师》中的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意义

《闺塾师》运用社会性别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传统的“五四”史观指导下的脸谱化的旧中国受害女性理论和“压迫——解放”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旧有模式,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解读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生活,不仅丰富了关于17世纪江南女性与文化的研究,更为今人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提供了新观念、新视角。     

"江表儒宗":会稽贺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 ,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贺氏兴自汉代 ,历经六朝绵延至隋唐 ,数百年间代有才人 ,成为江东著姓 .贺氏门风尚忠义、倡孝友 ;在学术上则世传礼学     

晋室南迁后建康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六朝的东晋是个偏安政权。其间经历了与北朝政权的分庭抗礼;也经历了与北人南迁的和谐共存。在建康中原正统的政权得以延续;华夏文化的灿烂得以传承。在黑暗动荡的政局下,东晋以宽容积极的心态接纳北方文化,迎来外来文明,这种兼容并包的优秀品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思潮。在六朝经济总体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将本土资源和中原文化优势结合,取得了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之变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建康在六朝的三百多年,创造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     

略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社会变革是形成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的重要因素。对唐宋两代的社会变革,学界的认识纷纷,或主"唐中叶变革",或主"唐宋变革"。唐宋社会变革形成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导致了唐宋文化之差异,也造成了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各具特色的文学创作。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胡江南风格与演技技法研究

二胡江南风格是江南文化的产物,更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成因背景及左右手技法特征。本文从江南的地理环境,语音语调,文化背景及音乐形式分析了二胡江南风格的成因,并阐述二胡江南风格演奏技法中独特的垫指滑音、装饰音、揉弦及浪弓的演奏技巧。     

民国时期苏州大专院校校歌探析

民国时期,苏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大专教育发达,人才荟萃,弦歌不辍。一些大专院校制作了精美的校歌,以塑造学校的形象,弘扬学校精神,体现学校的特色和追求。校歌歌词蕴含文化底蕴、文脉延续、精神守望和文化品位,我们从中可以见出近代中国的至为宝贵的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