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电影《压岁钱》: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贺岁片

现在看来,作为1937年当年的7部贺岁片之一,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压岁钱》既不是左翼电影,也不是国防电影,而是多少与此相关联的另一种电影类型,即新市民电影。新市民电影特征是最大程度的强化歌舞元素,注重叙事策略,更强调电影视听语言的娱乐功能,在反映现实人生的同时,保持温和的政治批判立场。换言之,1937年的国产影片,已经只剩下新市民电影一种类型、一种面貌。     

论当代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文化突围及教育观念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主旋律电影"概念提出以来,主旋律电影为了摆脱以往由官方意志强势入主而导致民众接受度低的文化困境,探索出一条与商业电影相互融合的突围道路,即追求表达平民化、叙事类型化、运作市场化、演员明星化,赢得了社会效应和商业利益的双赢。同时,日趋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为主旋律电影拓展了受众面,巩固了其教育功能的基石。通过梳理当代主旋律电影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触摸到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主流化"转型尝试的脉络,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教育观念变迁。     

从传播观念窥探电影的成败

随着电影市场的日益繁荣,人们可选择的电影也日益增多。我国民族电影要想成为更多观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就必须明确新时期我国民族电影的功能和观众对民族电影的要求,更新文化传播观念,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在加强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开拓娱乐和商业的功能。这是新时期我国民族电影赢得观众,求生存、谋发展的根本。     

文化产业中的国家形象分析——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

与新闻媒体传播相比,文化产业对国家形象是一种浸透式、潜移默化的塑造和传播.在全球化的今天,受众越来越关注主流文化的符号生产,这种软性传播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电影因其声画合一的视觉性、情节故事性、强大的精神感染力、以及电影产品的全球流通性等特点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方面显示出强大的软性功能.中国电影进入世界影坛,在实现其独立的艺术实践中,也勾勒出了中华民族的风景形象.本文分析80年代至今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发展状况,探讨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中国形象认知的软性影响,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文化策略.     

中国早期电影职业女性形象探析

本文主要以中国早期电影中都市女性的职业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对职业女性形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即将早期电影中的职业女性划分为"摩登职业女性"、"普通职业女性"和"边缘职业女性"这三类,通过对这几类女性形象包括她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从而找寻早期职业女性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早期职业女性不同于现代职业女性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中国电影的涵化效应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国家品牌"的公共外交新战略

国家形象作为公共外交的理论硬核,中国电影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就是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基于涵化理论研究发现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商业电影的共鸣效应,一种是主旋律电影的教化效应,但仅此两种涵化效应都难以充分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从而开展成功的公共外交.最后本文提供了两种基于"国家品牌"的电影公共外交新战略:以中国电影为产品营销使之成为一个品牌;以电影为传播渠道提升国家形象成为"品牌国家".     

女性英雄形象建构：国防军事电影中的女性与国家

随着近年《战狼》、《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的票房口碑双丰收,国防军事电影重新回到主流观众视野。作为新军事电影的代表作,这几部作品不仅在制作水平和类型叙事上实现对传统军事电影的超越,同时还塑造了几位大放异彩的女性人物。这些女性英雄的出现,打破了军事题材中固有的性别印象,借由女性形象与国家形象同构的策略,对好莱坞叙事程式中的东方主义式男性霸权话语予以有力回击。     

中国电影年中的夏衍

夏衍在1933中国电影年里向电影界贡献了《狂流》《脂粉市场》《前程》《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6部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左翼电影.在选题方面,夏衍着重选取了具有鲜明政治功利意识的暴露性题材,此外,夏衍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给予了关注,提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与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有同一之命运".夏衍将茅盾的同名小说...     

旧市民电影的总体特征——1922—1931年中国早期电影概论

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到1932年左翼电影出现之前,这28年属于旧市民电影时代,因为其题材、主题大多局限于恋爱、婚姻、家庭,所依托的文化资源是旧文艺和旧文学。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现、30年代初期退潮的神怪武侠片,同样属于旧市民电影的范畴,因为它的艺术范式、苦情戏设置和情色元素配置都符合旧市民电影的总体特征。     

网络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观念研究

信息时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其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垄断着国际传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日益关注,但其媒体构建的中国形象却与我国的实际形象并不相符,因此,发挥网络媒体的国家形象构建功能就显得尤为紧迫。     

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渠道及其对国家形象建构的作用——2014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系列调研报告之一

2014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回收1592份有效问卷,样本涉及五大洲66个国家。本报告作为调研报告之一,重点调查研究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对外国观众选择观影渠道的影响。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存在一定问题;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对观众是否走进影院、如何选择观影渠道具有直接影响。未来还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打造中国电影文化形象,要建立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库,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提升到战略性高度予以推进。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美学特征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主动响应社会发展潮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大批左翼电影人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观的影响,以左翼电影文化为主体,开创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左翼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对后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主流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家形象这个话题近几年十分火热,国家形象也就是构造出的国家品牌,被等同于国家品牌形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强大,我国十分注重国家品牌形象上的提升,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已经成为重要课题.本文以文本分析法,分析在政府把控下的主流电影中商业资本的注入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早期中国电影中的哀情片

在那个伤痕累累的时代,由于西方列强的疯狂扫荡,中国人民处在水生火热之中,一个民族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对于生活,对于爱情,人们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渴望获得精神的寄托。以言情小说为主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用文字叙写男女之间的痛苦爱情。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把目光投向了受欢迎的"鸳鸯蝴蝶派",走上文学改编成电影的道路。哀情片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悄然形成。经过资料的查阅,有说法称朱瘦菊的《古井重波记》是中国第一部哀情片,徐枕亚的《玉梨魂》是中国第一部受广泛影响的哀情片。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中是否存在哀情片这一类型?对这一类型是否有准确的定义?它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考察和研究,也正是笔者写作此论文的重点。     

中国早期苦情戏电影的叙事奥秘

电影发轫之初,世界各国大都是拍摄一些具有强烈动作性的打斗片、追逐片、滑稽片,中国电影自然也不例外。张石川导演的《活无常》、《一夜不安》、《店伙失票》、《脚踏车闯祸》、《打城隍》、《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影片,“大多是以喜剧性内容夸张动作为特征的滑稽短片”。香港早期电影,如《偷烧鸭》、《瓦盆伸冤》等也是以动作场景为主的影片。但是,很快中国电影就转向了具有较强叙事性的故事片的创作。1916年盛演不衰的《黑籍冤魂》讲述了曾伯稼一家人备受鸦片毒害、家破人亡的离乱悲歌,影片结尾时曾伯稼与其女儿街头偶遇,父为黄包车夫、女为出台妓女的情景不知赚取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全球多元电影格局与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

文化圈、共同语言、民族国家、地方性等不同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已经通过电影文本、电影生产与传播等形成了全球电影多元文化格局,建构既具有权利差异又在诉求平等交流的秩序关系。在这种全球电影多元文化格局中,中国电影文化虽然通过大片战略、跨文化合作等方式参与其中,但中国电影文化的主体性、中国电影文化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中建构者的主体轮廓和主导诉求依然模糊。中国电影文化应从全球电影文化多元格局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建构战略,以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参与多元文化格局建设。     

早期电影与“五四精神”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五四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国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先进思想的浓缩和升华。它以救亡图存为原初动机,以促进现代转型,追求民富国强为基本旨归。早期电影对'五四精神'的传播与践行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功用,而'五四精神'在引领早期电影的创作走向,提升其思想境界等方面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五四精神'的重新体认,也是对电影研究的深化拓展。     

中韩电影中的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基于政治传播的视角

电影通过将政治信息故事化并糅合到国家叙事文本中,从而塑造着国家形象并传递其政治价值。当前韩国电影影响力攀升,中韩电影创作从叙事文本与价值立意的偏差形成了在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塑造上的不同。中韩两国都曾面临国家硬形象电影的传播困境与从单一性创作转向交融性国家叙事的转变。而韩国电影跳出以自我为中心和排他性民族主义表达框架后取得的成功,对中国电影创作如何更好地传递中华民族价值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的道德图解与新电影的生长点——以联华影业公司1931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为例

在1932年新电影出现之前的中国早期电影,都属于旧市民电影形态。因此,1931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既是旧市民电影晚期的代表,又是即将到来的新电影的雏形。以《恋爱与义务》为例可以看出,一方面,影片的模式化表达范式与伦理的世俗化图解,合乎旧市民电影的传统性、伦理性、教化性和保守性等特征,另一方面,这些特征又为以后的新的电影形态如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尤其是新民族主义电影的出现奠定了法理、道德和艺术模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