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学视野下的中医学

钱耕森教授积几十年之功力,抉发出“大道和生学”。大道和生学乃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之真谛,为中国古代一切学术之灵魂。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科学之瑰宝,深受大道和生学之影响。中医学实乃大道和生学之科学典范。依“大道和生学”观照中医学之原典——《黄帝内经》,认为：“和生学”是中医学建立的哲学基础和生理学、病理学的基础,也是养生学、治疗学的最高价值目标。     

试论以人为本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局限性。十六届五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教育的价值选择,这对于加快教育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维度

形而上学不只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合理含义还指“体”系之学、超越之学、反思之学，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鲜明地体现出形而上学的这三个维度，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失落了其神韵和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需重建形而上学维度，以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     

实践与反思：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之路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植根唯物史观的场域,揭示形而上学从古典、近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演变逻辑,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应该置身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具体样态,应该置身于人的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应该置身于人类历史的交往形式,去分析哲学抽象的奥秘,才能清除遮蔽在形而上学之上的迷雾,让形而上学重现世俗人间。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实质上是对人生存方式的不满,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批判。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会与人类长久相伴。     

论“群学”之流变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探求救亡图存之法,恰逢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西社会思想杂糅而产生一门新的学说——群学。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的一次融合。通过对＂群学＂产生的背景,康有为等人提出＂群学＂之说,严复等学者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原理的阐述,论析＂群学＂最终退出学术舞台的原因,借以理清＂群学＂发展之脉络,还原＂群学＂流变之面目。     

哲学作为学——叶秀山先生《哲学作为哲学》拜读札记

拜读叶秀山先生的大作《哲学作为哲学》,写下十四条札记。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尝试性提出“哲学作为学”的哲学观：哲学是以经验或超验理论为根据,以本原、本体、共性等为对象,以具有特定逻辑结构的概念为基本心理工具,系统又个性化地表述一定世界观的学;是哲学家在既有文化前提下,以与科学和社会生活的互动为诱因,以基本问题为动因,运用特定思维方式创建起来,并在不断变革范式和思维方式、逻辑手段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着的。     

“学闹”现象的法律分析及治理

近年来,教育纠纷呈急剧上升趋势,"学闹"现象时有发生。"学闹"和一般教育纠纷不同,具有自身特征与表现形式,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治理"学闹"现象,可建立学校纠纷预防和处理机制,构建教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立合理、公正、高效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和推广校方责任险,呼吁社会关注并正确引导之。     

先秦道家天人之学及其现代价值——兼论先秦道家对社会伦理的弥补功能

先秦道家天人之学的核心是天人归一、道法自然，提倡返朴归真。作为一种回归式的思维方式，道家天人之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内心体验，这一特点影响了其后中国的信古仿古传统。另一方面，道家的天人之学旨在拯救人类业已丧失的自然本性，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具有弥补与拯救伦理危机的地位与功能。先秦道家天人之学对现代社会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在秉承道法自然基本规律的同时，我们更应对其加以创新性阐释与发展，创建新时代的天人之学以挽救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     

南宋事功学与培根功利主义之比较

在宋朝儒学的思想中饱含可以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些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宋时期的事功学。与弗兰西斯.培根的功利主义一样,事功学重实践、忌空谈、强调经世致用,可是,借助世界古代科技发展之巅之有利条件的事功学并没有能像培根的功利主义促进英国产生近代科学那样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由于面临的教育环境、商业的发展和宗教角色等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两种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演绎出了不同的命运。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庄子“忘”的教育图景阐释

庄子之“忘”是以学习为核心的教育范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蕴。庄子以“忘”为学,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祛除物欲对学习的功利性遮蔽。“忘学”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凝神专注之学。“忘学”作为一种境界,是一种高阶的智慧之学。“忘学”的目的是成就按照自我本性发展的自适之人。“忘学”非认知之学,乃以体知与心悟为学,既有身体体验的外体,又有内心觉悟的内求,内求与外体二者贯通,是实现了活动之身和非理性之悟相互交融的学习方式。“忘学”之“教”为“不言之教”,一方面,“教”彻底脱离“言”,教与学一体,教之学就是“教”,学就是学“教”之学;教与学成为教者对学者“感”、而学者“应”的联动感应过程。另一方面,“教”由“言”出,所“言”并非“教”,所言所至无言之“意”方为“教”。     

世间本来无儒学——评孙铁骑《生活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

孙铁骑《生活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一书,如作者所自道,志于"倡明孔子之道,以救世道人心"。然则世道人心需拯救者,为其有不正,故需以正而正其不正。循此逻辑发见,其首先判孔子儒宗为天道性命之学,更具体的说就是他所理解的《易传》"穷理尽性"之学。其有见于宋明理学以四书而非《易传》为宗,觉有悖于孔门儒宗,故而就生活儒学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实则方便地言说他所理解的性命之学,这其实正是宋明理学之前的形而上学;其所冀图重建的孔子儒学仍然是一种"前生活儒学"的传统形而上学。凡此种种问题的根本在于,该书没有着眼于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恢复儒学"定天下于一尊"的地位而作。这不仅有悖于生活儒学的宗旨,更是不切生活的实情:世间本来无儒学,"儒学为了生活而存在",生活本身才是一切之源。真正能够拯救世道人心、安顿人类生命的,不是天道性命之学,而是仁爱情感。     

孔子礼学之管见

儒家最重礼学,用之以"齐家"、"治国","礼"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相沿,而孔子的礼学思想是儒家礼学的核心,它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礼"是孔子各方面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难怪有人认为"孔学主要是礼学"了.作者认为孔子一生都在为实现"礼"制的理想社会而奔波,本文主要从孔子礼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孔子礼学对周礼的发展、孔子实现"礼"的途径三方面来论证孔子礼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     

跨学科视野的“新科举学”:概念系统与方法论

科举运行及其影响有多久,科举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以研究对象、范式与方法论为依据,科举学可分为"新科举学"与"旧科举学"。"旧科举学"停止于1905年,而"新科举学"则诞生于此时。"旧科举学"是"分科应考之学","新科举学"是"研究分科应考之学",前者关注科考的内容与偏好,后者聚焦科举运行的规律。由于科举及其运行具有先天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所以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新科举学"呈现出的典型方法论特征。本文认为,"新科举学"研究对象独特、方法论层次分明,跨学科视野可以成为解决其学科建设过程中概念系统和方法论核心问题的独特路径,并能从学理和逻辑上证实新科举学学科群的分化与整合符合学科制度化的外在规律(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内在规律(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关于费尔巴哈教学说的探讨

费尔巴哈明确地宣称人的本质不仅是宗教的基础，更重要的它也是宗教的对象、宗教的本质。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终究还是形而上学的。它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先秦诸子之学对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影响——以《新青年》为中心

先秦诸子之学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将孔学从官方统治思想降为先秦诸子之学的一种,指出孔学在很多方面比不上墨、法、农家等学说,认为尊孔论蕴含的思想专制内核会扼杀自由争鸣精神,必然会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教学论研究的事实与价值之思

教学论,既究教学事实之理,也求教学价值之理,是事实之学与价值之学的统一。价值负载的研究态度．数学方法在教学论研究中应用程度不高,教学论知识可靠性有待提高,教学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对立,是目前困扰教学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提高教学论研究者的科学素养,完善学术规范,树立学术信念．加强教学论史研究,提高教学论知识的科学性,加强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基础研究,把握人与社会之间价值关系的历史发展动向,研究和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型教学价值关系,是教学论研究的脱困之路。     

基于供需分析的我国研学旅行从业人才素养提升路径探索

研学旅行是培养我国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路径,从业人才是助力研学旅行发展的动力源.当前,我国研学旅行的从业人才主要由中小学相关课程专任教师、研学旅行基地工作人员、相关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他们需要具备政策的解读与趋势预测能力、教育理念的融合与发展能力、研学课程的整合构建与定位能力、研学课程的执行与开展能力及研学课程的考核与评价能力.现实中,存在对研学旅行认识不到位、专业知识储备不够、从业人才准入机制缺乏及从业人才培养政策过于宏观等困境.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宏观——相关行政部门不断完善研学从业人才培育体制机制构建、中观——相关机构致力于研学旅行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与提升、微观——有志之士致力于加强研学旅行专业素养的自我修炼等方面进行努力.     

北宋中期儒学与文学

北宋儒学的繁荣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其中庐陵学之“人情说”,荆公新学之社会功用说,蜀学之文人品格的特点,对欧、王、苏三大家诗文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是对原始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