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回收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再制造授权策略研究

在制造商受专利保护的条件下,建立含有一个能自行回收的制造商及一个具有再制造能力的回收商的闭环供应链模型。采用Stackelberg博弈、Kuhn-tucker条件等方法研究了两种策略不授权再制造(策略S)及授权回收商进行再制造(策略D)之后,通过算例分析,讨论再制造所节约的成本和单位专利费用对闭环供应链参与者利润及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再制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中,只有当回收商再制造成本低于制造商时,制造商才会授权其进行再制造。     

基于多层网络的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机理

伴随创新主体多样化、创新领域跨度化,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调的府际关系成为提升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同层级政策主体关系特征、跨层级政策主体扩散及响应特征入手,构建府际关系多层网络分析模型,探索网络内府际合作机理,并以中央和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及政策扩散影响力大的中央政策主体对同层级的中央政策主体合作具有推动作用,具有共同合作伙伴的中央政策主体及不同政策扩散对象的中央政策主体间更易形成合作关系;政策相似性对同层级地方政策主体合作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策主体的政策响应及中央政策主体的合作伙伴数量会抑制同层级地方政策主体的合作,中央政策主体间合作对地方政策主体间合作的推动效应不显著。     

中国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政策的多维量化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政府于2012-2019年颁布63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创新活动最集中的北京、上海、深圳作为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及政策工具四维研究框架,以政策收集-政策分析-政策评估-政策优化为研究脉络,对中国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和文本挖掘。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扶持更加精准和全面,政策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增强,机构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政策目标呈现多维性,重点在于获取创新资源和提升创新能力;政策对象上重视吸引独立企业研发主体,非独立企业研发实体等成为重要吸引对象;政策工具上使用环境类工具最多,供给类工具居次及需求类工具最少。尽管在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工具方面均存在差异,但随着政策演进逐渐呈现规范化和全面化的趋势。针对现行中国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政策弱点,笔者提出提升政策执行力、完善微观政策等建议。     

政策扩散视角下我国PPPs政策创新的扩散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是我国政府的重要治理方式,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时间、空间和方向3个维度,对1995-2018年所颁布的323项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解释中国PPPs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征。结果显示,我国PPPs政策创新目前正处于"S"型曲线的快速扩散期;政策空间扩散上,呈现出地区性辐射扩散的特点;政策扩散方向上,存在着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中央内部部门由高到低的层级扩散,以及各同级政府部门间的平行扩散路径。为提升政策创新扩散效果,政府应将政策模仿经过政策学习后转化为政策创新。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纵向协同性分析

转型升级是当前制造业面临的核心议题,各级政府均将产业政策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文章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中央-河南-许昌三级政府的政策文本进行细粒度量化分析,解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纵向协同性问题。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在纵向层级方面趋于耦合,其核心政策目标聚焦于信息化改造、创新能力提升,核心政策工具围绕着人才、资金、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目标的精细化以及政策工具的创新性方面;各级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行为模式,即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呈现阶梯式下降的差序格局。本文构建的研究方法为分析政策纵向协同性提供了参考,相关的对策建议对于政府部门优化政策设计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与效应评价——以山东省为例

节能减排政策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等一般性政策工具和控制措施等特殊性政策工具以及间接引导性工具。通过建立节能减排政策传导的系统模型,阐述了节能减排政策体系中政策变量和目标变量的逻辑关系,分析了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政策工具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但某些方面由于政策的调节力度不够或执行不到位,"十一五"时期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与目标值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演进特征及问题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效力维度

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揭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演进特征及当前存在的问题。以我国1986—2015年间的 197条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政策效力、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细化,继而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颁布数量和效力角度,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效力普遍不足,尤其是高新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政策目标体系中的政策,在数量上基本均衡,但对一些更有利于高新技术创新的政策,却重视不足;政策工具缺乏协调性,需求政策不仅数量不足,效力也较低。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5G技术发展政策工具选择——基于中央政府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工具是连接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也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键环节,开展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建构“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量化分析方法,对2018-2021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出台的5G技术发展政策进行文本编码。结果发现：供给面政策工具被政府频繁使用,政府较多使用环境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使用的次数最少；5G技术研发环节和产业化环节选取的政策工具集中于供给面政策工具这一类别,商业化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是需求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两大类别。从政策目标、工具属性及其实施环境三个影响因素解释和归纳中央政府关于5G技术发展政策工具选择的缘由,认为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选择的首要前提；政策工具的特性影响政策工具优化配置；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环境紧密相关。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对比研究——以杭州滨江区与上海杨浦区为例

杭州滨江区与上海杨浦区同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两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都具有系统性的特点,都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和服务平台建设,政策效果都比较明显。同时,两地之间在政策扶持领域、政策的针对性、政策的完整性和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等方面也有所区别。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加强政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有助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及其协同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技术转移政策体系的目标转变以及调整范围和制定主体的不断扩大,政策的制定重点应转向体系和机制的完善。但目前技术转移政策运行仍然遵循着强调单一政策效率的传统模式,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与效能抵消造成系统内耗,致使政策系统整体效能降低。本文将协同学原理运用于政策体系构建和运行管理中,基于政策协同运行模式提供的高效率及其实用价值,提出了构建我国技术转移政策协同运行机制的具体建议措施。     

政策工具视角下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

上海作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以31份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定量研究,从政策工具和生活垃圾分类活动两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按照定义分析单元、政策工具编码、频数统计分析等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具有政府重视程度高、多部门合作、注重政府引导等特点,有助于上海在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中缓解政策执行惰性、减轻部门壁垒、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②现阶段政策工具的设计与运用还存在不足,一方面,政策工具的结构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短缺,不利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可持续执行,同时其下各类子工具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政策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活动中政策工具的运用缺少侧重,难以与当下的垃圾分类现实相配套。并据此提出了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注重政策工具在各个阶段合理使用等政策建议。     

中国科技规划的演化规律——基于政策间断-平衡框架的分析视角

科技规划是政府分配科技资源、组织科技活动的主要方式,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科技规划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重大历史事件,对历次科技规划的演化规律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政策过程理论中的间断-平衡框架,结合科技规划制定的中国情境,提出以科技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科技规划演化规律分析框架。其次,基于该框架总结历次科技规划的平衡、间断演化规律,并着重分析影响科技规划平衡期的政策图景、政策场域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科技规划的演化呈现出明显的平衡期与间断期交替的特征,既存在重大事件下的政策间断,也存在政策的渐进性调试和垄断。一是科技发展价值观是影响科技规划演化重要的政策图景,是决定科技规划是否长期处于政策平衡状态的关键。二是政策图景的变化与科技规划的间断平衡演化过程基本吻合,科技规划的发展目标、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发展理念在不同时期构成了科技规划的政策图景。三是政策场域在科技规划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参与主体多元化、决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同时,本文进一步提出从政策过程视角开展科技规划研究的建议。     

人才政策发展三阶段模型与中国人才政策

归纳了人才政策发展的时间性、空间性和历史性三个特征,把人才政策分成了吸引与保障政策、培养与发展政策、管理与维护政策和评价与考核政策4类。基于人才政策特征和分类方式构建了人才政策发展三阶段模型,并利用中国2000～2018年人才政策发展情况进行了验证。最后,建议政策制定者了解本地区人才需求、人才政策发展阶段、关注人才政策的有效性和效率以及合理搭配人才政策组合。     

我国LED产业政策的演进特征、问题和对策——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的三维分析

使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LED产业政策进行计量分析,探讨其演进特征和存在问题。研究结果发现:我国LED产业的政策目标集中在产品开发上,政策工具使用环境面政策居多,政策力度不足且各维度间的匹配有待改善。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Towards a holistic innovation policy: Can the Swedish National Innovation Council (NIC) be a role model?

A holistic innovation policy is defined in this article as a policy that integrates all public actions that influence or may influence innovation processes. The Swedish National Innovation Council (NIC) was created by the Swedish Prime Minister, Stefan Löfven, in February 2015. It is personally chair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other a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wedish NIC is that it has a dominant and wide focus on innovation policy.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councils focus predominantly on science and/or research policy and treat innovation policy, if at all, as an “appendix” to research polic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four questions:1. Has Swedish innovation policy recently become more holistic?2. Has the Swedish National Innovation Council (NIC) had a role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holistic innovation policy?3. Have conceptual specifications and advancements played a role in the changes in Swedish innovation policy?4. Can the Swedish NIC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ir attempts to initiate and govern a holistic innovation policy?     

风电上网电价政策地区差异及其产业效应

风力发电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国家对风力发电进行补贴的上网电价政策是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上网电价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产业效应,对于有效落实政策、促进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从政策实施时间、政策数量、政策相似度多个角度量化评价上网电价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然后,从资源区和省份两个层面,建立多水平模型分析上网电价政策的产业效应。结果表明：①不同资源区和省份实施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情况不同,多数属于国家发改委划分的第Ⅰ、Ⅱ、Ⅲ类资源区的省份,风电上网电价政策实施情况较好,政策发布较早、数量较多,而且政策具有针对性。②风电上网电价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产业效应,而且政策实施时间越早、数量越多、政策相似度越低,越有利于风电产业发展。但是,这些政策变量对不同地区的风电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政策实施时间、政策数量对风能资源丰富区的风电产业发展影响较大,政策相似度对风电发展模式不完全成熟的地区的风电产业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各个省份应该尽早实施上网电价政策,并结合地区差异针对性地多发布政策,从而利用政府政策有序推进风电产业发展。     

基于四维分析视角的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计量与优化

【目的/意义】科技人才评价是我国科技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有助于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的制定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方法/过程】以政策文本计量为视角,构建政策工具、政策要素、政策目标、政策效力四维分析视角,借助NVivo11 Plus软件,对我国1978-2020年间115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先进行历时分析和出台部门分析,然后重点围绕四维分析视角进行单维度分析、以政策工具为基点的交叉分析。【结果/结论】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总体上存在政策工具内部要素不齐全,政策工具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目标设置与工具选择部分错配,目标导向需更明确;部门合作相对欠缺,政策工具结构失衡等不足。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的优化,可从要素-工具、目标-工具、效力-工具三个匹配维度,完善政策要素比例,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纠正目标与工具的错配,完善政策工具的配套;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创新/局限】从多维度视角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后续可从政策协同角度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文本内容分析法的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协同分析

[目的/意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共信息资源不断开放成为必然趋势。文章从政策力度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对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对于政府制定完善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在对我国国家层面的299篇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文本编码基础上,通过政策效力和政策工具协同测度模型,对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的政策效力及政策工具演变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数量越来越多,政策总效力越来越大,但政策总效力增加的原因是由政策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政策平均效力有待提升。政策工具协同呈明显上升趋势,且政策的制定逐渐由单一政策工具使用转变为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较多,但缺乏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政策工具内部子工具间协同差异较大,供给型最优。最后,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及启示——基于“工具-效力-主题”三维框架的探析

【目的/意义】通过对我国已经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有利于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以近10年国家层面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政策效力和政策主题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进行多维度探析。【结果/结论】存在问题：政策工具使用失衡,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匮乏;政策效力强的法律在政策总量的占比较低;在政策主题方面,我国政府倾向于信息安全保护管理政策内容,忽略了政府告知义务和个人权利保障方面的需求。优化建议：全面优化政策工具,增加供给型和需求型使用占比;增强政策效力,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顶层设计,促进部门交流合作;扩大政策主题范围,细化告知义务与个人信息权利条款。【创新/局限】未来将进一步扩大政策文本数量,并进行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对比分析。     

科技创新券评估体系的构成及运行研究

科技创新券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科技资金投入政策,已经在中国很多地区付诸实施,急需对其开展全面的政策评估。本文从政策评估目标、政策评估主体、政策评估对象、政策评估指标及政策评估方法等要素入手构建科技创新券评估体系,并对该体系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这对开展科技券政策评估,全面把握其实施状况,进而优化政策方案,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