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传统最深刻的叛逆者和传承者——论九叶诗派的现代性和民族性

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史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最彻底、最深刻的诗歌流派,由于中国所积淀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使中国现代诗人在追求新诗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始终无法避开的问题,即探索新诗自身的艺术创造与现实生活和民族命运的关系,即诗人的现实关注与审美追求的关系.九叶诗派在反传统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从而成为中国诗歌传统最深刻的叛逆者和传承者.     

朱湘对白话新诗的贡献

朱湘善于用诗歌来叙事状物、抒情表意,充分表达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真切感受,从而为新诗注入了现代内容;他还注重对我国古代诗词歌赋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新诗的民族化以及新诗诗体建设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在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的同时,还努力让新诗同西方现代诗接轨,为白话新诗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略论梁宗岱的诗歌批评

梁宗岱以诗人气质和诗人身份参与批评,形成诗化的批评文体。他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融会中国古典诗学,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点。他针对新诗发展流弊,以“纯诗”为中心,为新诗朝着“现代化纯正方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思路。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穆旦的新诗史状貌——《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的变动及新诗史意义

《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的出版对于推动穆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其中一些史料的增补可以看出穆旦新诗的改动情况。穆旦的日记、书信和诗作,极端年代特殊的诗人心态、新诗观念和新诗传播方式都为考察建国后的诗人写作提供了崭新而宽远的视域。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和写作史是在时代语境转换中完成的“丰富的痛苦”。     

论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话语场域,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主体构成具有一种颇为突出的复杂性.其中,胡适系诗人群占据了早期新诗话语场域的优势位置,《学衡》派文人以早期新诗反对者的角色发出了有力的批评与质疑,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诗人作为"闯入者"既支持了早期新诗的合法性又构成了对胡适系诗人的挑战,而胡怀琛则试图在新旧攻防的...     

十字架上的舞蹈——穆旦诗歌中的基督教话语阐释

穆旦是中国新诗派诗人中风格最浓烈的诗人,作为一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对现实生活、战争、爱情、历史和未来有着清醒的批判,痛苦的怀疑以及绝望的反抗。基督教话语符号与叙事模式是穆旦诗中独特的风景,他的诗作中弥漫着一种宗教情绪。     

筚路蓝缕 薪火传承——评《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

2004年2月4日,九十九岁高龄的诗人臧克家辞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文坛泰斗,当时仅余巴金和臧克家两位,人称南北“双璧”,臧克家辞世,北方巨星陨落。臧克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历程几乎贯穿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经历了很大的起伏。因此,在诗人离去后,客观、全面地解读他的诗歌创作,既可以对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一个盖棺论定,也能够通过个案研究,进一步梳理中国新诗发展的脉络和得失。青岛大学刘增人教授和其女刘泉合作的这部《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中华书局,2006年9月）正是这样一部适时的论著。     

论二三十年代中国诗人对于都市文化的二重性

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诗人遭遇到都市社会文化语境,精神上经历了巨大的惶惑和痛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人以陌生人的身份流浪在都市中,对都市文化的态度呈现着二重性：纵情于都市文化的物质繁荣,但又在孤寂与颓废中把都市看成是“恶之花”。“都市-妓女”的表达模式成为中国新诗这一时期对都市的主要感知方式。纵情于欲望的狂欢,怀想失去的乡土家园,形成中国诗人精神上的颓废与忧郁气质。     

袁可嘉诗歌批评的现代主义特性

20世纪40年代,作为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袁可嘉以“新诗现代化”为目标,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课题。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间接现实观,通过主体对真实感受和复杂的意识作用,转化为诗性经验并通过技巧与形式凝定于诗歌文本。对诗歌文本,强调诗人思想知觉化,实现知情与感性的统一,实现从主情向主知的审美变化。他要求诗人自觉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处理这种复杂情绪时应有给它们适当安排而求得平衡的艺术个性,在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些理论观念,在诗歌实现本体艺术完美与关注社会人生的融合上,在继承中国新诗传统和吸收西方最新诗潮上,为传统诗歌创作和批评所欠缺的现代性作出了可贵探寻,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批评纳入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轨道作出了独到的理论贡献。     

“姿态”美学的建构——1930年代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1930年代,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以一位现代诗人的眼光重新阐释古典诗传统,多次表示"欣赏的是姿态",重新发现了传统中许多可资建设新诗的优秀质素,以此建构了其个人话语场域中的"姿态"美学,这是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独特"再发现"。与此同时,他以"姿态"美学的审美要求建构其自身的诗歌谱系,由此呈现出独特的诗歌风貌,形成了对他自己新诗自身的发现。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的创作及其外来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成为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以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用全新的艺术视角观照自己深切关注和亲历的现实生活,以更加新颖独到的表现手段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价值,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独特的“战时风景”。从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明显地见出深受西方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荒原意识”、诗歌观念和词语及形式等方面。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质素探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个人化的诗学阐释构建起具有本土化特质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的建构轨迹实为一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诗学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建构机制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会通,其面对新诗创作实践和张扬新诗本体特质等鲜明的建构特征为中国新诗的本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与现代新诗的现代化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话语资源．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包括现代新诗从题材到主题以至语育艺术方式等多个方面。语育问题是其中最受忽视然而最为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现代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及其内涵。而现代新诗现代性本身则包含了丰富的化内涵．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试论林徽因诗歌中的家国之忧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林徽因是一个特殊的诗人。她并不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诗歌只是她抒发内在情感的一种方式。林徽因借用这一文体,既抒发了自己内心隐秘的情感,同时也表现了在特殊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