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网络问政平台的传播效果探析

网络问政是政府和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形成特定互动关系的政治沟通过程。为考察这种政治沟通新方式的传播效果,对国内媒体网络问政平台的留言量、回复率、回复质量等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媒体网络问政平台在整体效果上处于"很差"到"一般"的状况;在性质类型上以民生服务型为主流,民主参政型相对缺乏;在互动参与上,网民与政府、网民与网民、网民与意见领袖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屏蔽效应"。提高网络问政效果需要包括政府、媒体、网民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合力。     

安徽“网络问政”渐成气候“领导回应”几成常态

继2010年7月6日安徽各地集中回复网民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致省长王三运的21项留言后,7月7日,安徽集中回复网民留言的内容再一次出现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领导回应＂页面上。当天,网民致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的18项留言和致省长王三运的8项留言均得到问题相关地的地方政府回应。     

网络公众参与:机制、局限与意义——基于三个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分析

对三个网络公共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探讨网络公众参与的机制、局限和意义。研究发现,网民的围观和行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的协作、舆论领袖的引导和评论,是公众参与形成强大舆论压力的基本条件,而议题性质、参与者的素质、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政府的开明是决定公众参与能否影响公共决策的主要因素。当前网络公众参与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或推动公共决策的变更,而在于推动信息公开、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壮大公民社会、逐步改变政府的治理理念。     

新媒体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直通中南海"的传播学分析

随着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如何通过新媒体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了.2010年9月8日,人民网"直通中南海"留言板的开通可以看作是执政党在这方面作出的一次有益尝试.在这个留言板上,有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及近期活动报道.网民点击"留言"按钮后,就能给他们留言.据媒体报道,留言板开通的前6天,网民给胡锦涛总书记的留言超过3万条.其实,国家领导人与公众网上交流早有先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到人民日报考察时,就曾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过在线交流,温家宝总理也曾两次与网友在线交流.这次"直通中南海"留言板增加新的常规性交流平台,它对于政府沟通民意,促进党的执政能力有何帮助?它对于吸引广大网民参政问政有何帮助?它对于提升政府形象方面有何帮助?在本论文中作者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上面三个问题予以分析.     

从"网络推手"到信息操纵

"网络推手"近一两年来得到了媒体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也谈及"网络水军"、"网络推手",他认为:有些人隐身于普通网民中间,发帖留言,其背后有机构利益;他们有时会制造假民意,左右舆论,误导受众,甚至影响政府决策,值得注意与警惕.     

电子政务留言反馈系统中的信息管理研究*

针对电子政务留言反馈系统中公众留言信息的管理，设计留言信息管理的流程和算法，并结合实例从公众留言页面和留言管理页面两个层面描述公众留言信息管理的实现过程。     

新媒体时代如何完善网络问政

网络作为伴随科技兴起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一种新媒介形式,拉近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开辟了一个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新渠道。政府部门若要利用好这一平台,还需扩展通畅的信息渠道,形成良性的监督、引导机制,通过舆情引导尊重民意,尽可能获得网民的认同。     

网络问政

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达3．84亿,居世界第一。中国普兴网络问政,温家宝在“两会”前再次与网民交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邀网民“拍砖”建言,上海市长韩正在网上推介世博会,中部安徽则首次将“网络问政”写入该省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通过网络集纳民意、民智,网民以留言、博客、微博等参政议政,这种平等、互动的交流方式成为中国政治生态中的新亮色。     

微信公众号留言机制的回声室效应——以“新京报评论”为例

微信公众号作为一个用户基数大、可供用户移动阅读而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平台,于2012年8月推出,到现在不断升级、改版和功能优化,已经成为集发送信息、传播消息、社会募捐、比赛投票、消遣娱乐、购物消费、留言互动功能为一体的重要场域. 2016年11月29日,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APP与微信公众号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微信公众号数量超过1200万个,比2015年增长46.2％,预计在2017年将增长到1415万个.艾媒调查结果显示,52.3％的网民使用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资讯.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各行业微信公众号不断增多,网民已将公众号内容作为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网民介入公共政策传播的路径及其风险规避

网民的参与,使公共政策传播由封闭、单向、垂直的组织传播转向开放、分散、多向的互动传播。网民参与政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赋权,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保障,网民参与往往会质变为强制介入,网民群体对公共政策的质疑、批判,改变了政策传播的路径,给政策传播带来议题设置权变更、决策成本加大、政府权威性降低、专家信任危机、政策信息异化等风险。规避网民强制介入公共政策传播的风险,要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型公共政策传播机制,净化网络新媒体传播环境,同时还应规范专家评议制度,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国际上对新媒体管理的五条“法规”

国际上,不少政府对新媒体制定了专项管理法规,采取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以卜几点:一是实施实名制.如韩国从2005年10月开始,实施互联网"实名制",网民在网络留言、建立和访问博客时,必须先登记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通过认证方可使用.     

突发事件中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个体层面探讨突发事件中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在分析不同网民参与行为意向及影响因素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对人口学变量、媒体使用与社会心理因素完成数据验证。结果表明,活跃网民的公众参与意识、群体认同感、群体相对剥夺感、政治效能感与主观规范显著高于非活跃网民。社交媒体使用、群体认同感与内部效能感是网民参与事件的关键动因;事件严重性感知、群体相对剥夺感和主观规范是活跃网民参与事件的动因,公众参与意识、孤独感是非活跃网民参与事件的动因。     

政务微博引导网络舆论的优化策略

征自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成为公众表达和诉求的主要平台,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成为政府社会管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政务微博是当前政府与网民良性沟通、引导舆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优势平台。     

传媒资讯

网民意见“直通中南海”民众可给中央领导留言 9月12日,记者在“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上看到,只要点击以中南海新华门和“为人民服务”影壁动画页面为封面的首页后,就能直接进入给中央领导和中央机构留言的界面。在这里,网民通过键盘输入就可实现给网页上所列出的28位领导人和27家中央机构留言。     

舆情危机中的“罗生门”

住自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成为公众表达和诉求的主要平台,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成为社会管理最最要的工作之,而政务微博是当前政府与网民良性沟通、引导舆论、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优势平台。     

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模式及治理思路——以翟天临事件为例

本文以翟天临事件为例,分析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模式对舆情治理带来的新挑战。研究发现,新传媒格局下,网络舆情事件传播遵循以下基本模式:议题性质需带有"符号性"或"触发性";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逐渐成为舆情源头,主流媒体成为扩大事件影响的主要推手;议题的发掘和真相追寻是维系舆论热度和恒度的保证;公众通过舆论施压和抗争性行为倒逼涉事方回应民意,舆情由此逐渐消退。本文认为:网络舆情事件治理,应立足于解决社会深层问题,政府或涉事机构应由浅入深地持续发布信息,政府应充分发挥网民智慧,开展合作治理。     

试析网民议程设置与媒体议程设置的关系——以河南女生“被落榜”案、菲律宾人质案为例

本文首先辨析了网民议程、网络议程、媒体议程、政府议程、公共议程之间的关系和异同点,并结合案例重点分析网民议程设置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得出在不考虑外界干扰的前提下,网民议程设置和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为正相关的结论。同时指出,无论各种议程是否存在差异,对公众保持信心是正确认识"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     

回音壁式的网民互动

5月12日,《长江商报》就邓玉娇事件发出了首篇报道,该报道随即在新浪网转载,短短9天,就获得5．7万则留言评论,高居留言排行榜第一位。强国等知名论坛持续跟进,终于全面引爆舆论。6月16日,法院对邓玉娇做出免除刑罚的判决,尘埃落定,网络论坛和各主要网站新闻跟帖又一次成为网民发言的主要平台,网民舆论呈现出对判决满意一边倒的情况。     

独立调查人,网络舆论监督的新生力量

在互联网构建的空间中,“人人都是传播者”,公众易于获取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话语空间。社会公众以网络为载体,自由表达自己的言论或观点形成了网络舆论。普通网民轻松拥有了网络话语权,通过网络发布关于社会事务甚至对政府、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网络中的“孙志刚案件”、“宝马撞人事件”等成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经典案例。随着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在这些网民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专业的网络独立调查人。独立调查人不属于任何媒体,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采集信息、调查事件,向公众展示事件本质、发布调查结果。     

公众知情权的具体实现及启示——以湘潭市大桥收费信息公开为例

通过对湘潭市大桥收费信息公开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公众知情权实现遭遇障碍,政府完全不公开、部分公开或设置限制条件阻碍公众获取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为充分实现公众知情权,应该及时完善《条例》相关条款、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及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应该符合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