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跟抓刺猬一样”——从《网络传播法律问题研究》谈起

“网络问题太多了,就跟抓刺猬一样,不知道写什么好,可能写什么都可以,但是深入下去觉得自己把握不住,或者说理论上、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就很头痛。后来,考虑到我国1997年的新刑法增加了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于是就从网络犯罪开始入手,并逐渐进行了拓展。”——王军     

媒体顶多是只“刺猬阿姨”

＂7·23＂动车事故,迫使中国的＂高铁大跃进＂来了个急刹车——8月9日,国务院决定高铁全面降速,在建项目缓行。＂7·23＂事故也对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深刻的反思——谁该对此负责？是否有＂政绩的冲动＂？对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追求思路是否难辞其咎？8月15日．国务院部署高速铁路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     

陈登科：从通讯员到“传奇作家”

距今约七十年前，贫瘠的苏北大地上有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叫涟水。这里到处是龟裂的土地，不长庄稼的河滩，方圆百里住户全都是低矮的茅草棚，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一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集镇——涟水镇。每到月初月中，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就肩挑手提，把一些破破烂烂拿来这儿交易。其中有个推独轮车的。他连遮身的衣服也没有，每回赶集只能光着赤膊推着那辆吱呀乱响     

从“臣民”到“公民”

公民的尊严需要政府护佑，更需要自己去维护。但是受数千年封建遗习影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习惯于“依靠”政府，缺乏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懂得依法理性维权的人还是少数。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已经高调宣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相信中国人由“臣民”向“公民”转变的速度将加快     

行业属性之变：从事业到产业

中国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非常沉重、非常复杂的负荷。它有时候要救亡,有时候还要启蒙;有时候要发挥宣传的功能,有时候还要承担组织的责任……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在持续。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媒体的商品属性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改革开放之后,经过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人们总算以“双重属性”的方式承认了媒体产业属性的存在。此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被视为事业的媒体一步步地实现了从事业到产业的转变。     

现代传媒:从“传”到“媒”的演进

在现代传媒环境中,社会上个体随机事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推波助澜,随机、无序事件的“蝴蝶效应”影响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本文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个体活动的时空更加随意、更加个性化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个体活动造成的事件的随机性与无序性,以及其心理需求在“实现自我”之前,需要“认知与审美”,求知与从众引发表达、跟随、围观的原因.作为社会秩序管理者,面对“将社会个体行为纳入社会行为规范的同时,制度化地满足社会个体的诉求”这一挑战,应视为完善社会行为准则、创新社会管理的机会.涉及“社会行为准则的提升、社会公共知识的数字化、数字知识的公共服务及其管理与运营”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融合“文理工商”,深入研究,寻求普遍规律,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作为传媒机构,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创新服务,系统科学地从“信息传播”向“知识媒介”演进.     

从“说书”到“推送”：传播中“倾向”与“真实”的伦理探讨

信息传播在其言说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和联系,帮助人们交流关于现实的观念,也推动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信息传播的伦理问题从不只是一个专业领域内的命题,人们所追求的"真实"也绝不仅仅是依靠技术的发展便能够得到的。将关于它的探讨与时间和空间串联起来,将有助于人们跨出认识的"模具",合理地判断此类问题。     

从“家本位”到“共同体”：电视剧《人世间》的伦理叙事研究

电视剧《人世间》通过线性结构叙事和历史场景还原,刻画了周家三代人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绘就了一幅中国伦理风貌图。在伦理叙事立场之下,该剧展现了亲缘、婚恋以及善恶三种极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伦理关系,让“家本位”的故事内化为“共同体”的情感。《人世间》因其拥有的集体记忆、精神共振和家国情怀,不仅为我国年代剧、家庭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启发,更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展现出了更多可能。     

郭海涛：“一本书主义”的新诠释

“一本书主义”是由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先生在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时就极力倡导“一本书主义”,其含义与丁玲女士所说的一本书主义已有所不同,     

中国乒乓之变 从“让球”到“竞球”

作为国球,乒乓球曾在很长时间以来承担着不同于其他项目的特殊使命,乒乓世界冠军的涵义也因此变得不简单。如今,中国乒乓球正在逐步走出这个特殊的“光环”,变得纯粹     

从“增量改革”到“语法改革”

在一个巨大历史转型的时候,媒体需要有一种高度,有一种自觉,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在哪做、怎么做,有一种了然于胸的感觉,有一种概括性的逻辑。     

评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之“注”

2009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先生《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这是作者用10年时间完成的力作,对推动戊戌变法与近代史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了对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鉴注,作者引证了200多种文献,用80多万字的篇幅进行严格核对,鉴别真伪,重建史实。     

“社”与“会”：从精神信仰到俗世交往

“社”的汉字本意是土地崇拜,具有一种神圣性,侧重精神连接的关系;“会”指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的聚合。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复合词,它是“社”与“会”的结合。社会一方面靠物理或技术连接,另一方面离不开精神层面的凝聚。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但是并没有改变“社”与“会”的本质内涵。单纯靠技术连接的社交不能组成社会,有社交不一定有社会;仅靠神圣精神凝聚的社会不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部系统性功能,有社会不一定有社交。     

“从轻”何故变“从有”

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中国法治理念几十年来的变化与进步,有案例,有访谈,倒也精彩。只是到了节目后半段,一个小细节很突兀地“跳”了出来,令人遗憾。     

“文”到“文学”的迁变

[主持人语]陈雪虎所著《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一书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却实际上忽视了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与此书呼应,在这篇《＂文＂到＂文学＂的迁变》中,陈雪虎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文＂的各种内涵,并反思现代中国之“文学”的特殊内涵。这也就把一个崭新的课题置放到我们眼前：中国的“文学”,究其现代性的意义来说,就存在一个“发生”的问题——至少是一种革命性的转义与创生的问题。     

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

本文透过传播媒介不断更新换代的发展历程 ,论述了媒介形态本身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最早的传播活动是借助语言和文字进行 ,社会交流的扩大要求人们设想文字书写复制的传播技术。印刷术应用而生 ,其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 ,造成受众明显的等级差异和交往隔绝。电子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限制 ,特别是电视与网络传播 ,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 ,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而手机短信传播 ,实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完满结合、互动及时、信息自主选择 ,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众进入媒介的技术障碍和经济障碍     

变迁动力学：传播之波与社会之变

当前新媒体技术和应用则正在以其创新之力持续不断地进动社会变迁进程。对于处于这个过程中的2011年,我们则可将其看作是新媒体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新媒体传播之波,引起信息波涛汹涌;移动互联网社会之变,深入社会结构肌理。新兴传播形态,冲击社会结构2011年新媒体发展有何独特之处？笔者认为,2011年仍是从固定互联网迈向移动互联     

从“碌碌无名”到“华丽转身”：“网络红人”的嬗变与更替

“网络红人”是近二十年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本研究将“网络红人”归置于互联网的历史记忆中,并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雏形期（2000-2013年）和成熟期（2014年至今）,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挑选有实质指向性意义的、附属信息量大的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希冀管窥“网络红人”在中国二十多年间的迭代历史及其背后所呈现出的职业性质流变、社会影响力变迁和大众审美形态流变,探究“网络红人”在嬗变与更替之后身份认同的文化意义。     

从“浙报模式”到“浙报精神”：浙报集团转型对广电集团的启示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近些年的发展在传媒业界有目共睹,广电媒体如何借鉴报业集团的成功之路?本文在深刻剖析浙报集团成功转型之路的基础上,揭示了可供广电借鉴的方法和理念.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伦理的“社会责任”意识探析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伦理建设面临诸多困境,既包括新闻人职业认同感的降低,也来自公众舆论的一些负面声音和"污名"现象。媒介深度融合的热潮开启后,重振传统新闻人的职业精神,以"责任"引导其适应新的传播生态转型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