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画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以户县、金山和龙门农民画为例

农民画具有时代性与地方性,是支撑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农民画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地方性特征萎缩、农民画身份迷失、产业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与困境。农民画的产业开发,要以优质的产业链实现地方特色的留存,从而形成商业与文化的融合。     

让童心燃起文化传承新火苗——谈龙门农民画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

地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何有序、有效、持续地传承发展,是当前地方发展传统文化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农民画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其文史脉络与发展困境,提出以新艺术课标为指引,从思想价值观的引领、学科本体角度的提取、特色育人资源的作用、教育教学规律的遵循等四个方面,对龙门农民画教学资源开发可行性、适用性与创新性的实施路径进行探讨,阐述在基础美术教育中,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到课程之中,以达到文化传承的长期性与有效性。     

论《小团圆》打破“大团圆”结局的现代性质素

《小团圆》是张爱玲晚期创作的重要作品,曾经因为自传体引起一时轰动。《小团圆》拖延了很久才与读者见面,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这部经典作品的价值。作品中处处流露着现代小说的因素,这使得《小团圆》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而弥新。打破大团圆的结局,尤其是在一个喜欢皆大欢喜的国家,使作品更加真挚动人,好评如潮。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显得过时。     

从“叙事探究”到“叙事行动研究”

本专题除了对主题的介绍性论文,还收录了三篇一线教师的叙事,均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中心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第三期教育行动研究工作坊中的叙事行动研究班。作为指导教师,笔者目睹了一大批教师在做叙事行动研究中的专业成长,这三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意在介绍为什么将叙事探究转换为叙事行动研究,这两种路径有什么区别,教师们在叙事行动研究中获得了什么成长以及这种成长的发生需要什么条件。通过分析教师的参与过程和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叙事探究,叙事行动研究在教师公开发声、改变心智模式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触及学校场域中人们惯习的改变,其风险和挑战更大。通过本次工作坊的初步尝试,教师对叙事主题的认识更加准确,对主题的反思更加深刻,减少了自己的自责和内疚感,而且能够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促使教师如此成长的条件包括教师敢于暴露自己的"顽症",创设安全、开放的学习氛围,及时分享相关理论,形成相互支持的学习共同体以及获得学校的理解和支持。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研究者应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为诸如叙事行动研究之类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张迷"的"团圆"——论张爱玲后期叙事风格的转变

从1940年代的<封锁>、<留情>等作品,到1950年代后的<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再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和<小团圆>(写作时间先后尚有争议),张爱玲这些小说的叙事风格有着明显的转变--由注重故事情节的书写向注重自身苍凉心境与人生体验的转变.分析这些作品的演进,能培养我们对张爱玲后期文风的认同,消解接受障碍,收获全新的阅读体验.同时能够帮助我们走入张爱玲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完整、立体的创作者形象,使得喜爱她的读者认识到一个真切的张爱玲,从而达到"张迷"们的"团圆".     

残缺的团圆——论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个体意识缺失

中国传统戏曲多以“大团圆”为结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大团圆”结局的形式、原因以及前人的评价．主要论述了传统戏曲作品因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而造成的对人物个体意识的忽视,从而反映出整个汉民族个体意识的缺失。最后指出,人物个体意识的缺失并不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图像叙事中“聚焦”手法探究

图像叙事中"聚焦"叙事手法类型可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总体使用频率上,外聚焦高于零聚焦与内聚焦;这三种"聚焦"类型在图像叙事中存在区别于文本聚焦的特殊性表征。另外,图像叙事聚焦具有独特性质:直接形象性,由图像的本质决定;媒介多样性,由图像叙事的媒介决定。探讨图像叙事中的"聚焦",既是对传统图像的新型回归,也是对文学叙事的传承与嬗变。     

《小团圆》对“伟大传统”的解构

《小团圆》的出版问世,掀起了＂张爱玲热＂的又一个高潮。《小团圆》蕴含着对于＂伟大传统＂的解构思想。这种解构主要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倾城恋曲＂对＂维多利亚主义道德风尚＂的反叛;第二个方面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三个方面则是群体性反抗的解构行为。这些都为解构＂传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视角,同时具有深刻的意义。     

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现象学的方法是对传统科学尤其是实证科学的调整和更新。更新之后的第一个策略是"悬隔",第二个策略是"返回生活世界",第三个策略是"描述"。而悬隔、返回生活世界以及描述的办法也就是叙事研究的基本追求。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元杂剧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探因

“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悲剧也不例外。本文分析了元杂剧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有四个：古代阴阳气论的影响,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和元代社会环境的影响。     

团圆背后的错位——李渔“团圆之趣”戏剧思维的梅派阐释

李渔作为我国传统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其重要成就之一是提出“团圆之趣”,此后一直到梅兰芳梅派表演体系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团圆之趣”始终贯穿戏剧主题,由此而来的是表演与文学创作的两相颠倒与错位,本文通过对李渔和梅兰芳成就的探讨,找出其中原委。     

从户县农民画透析“解放天性”的绘画创作方式

户县农民画是陕西民间美术中一个独特且具有创造性的区域型文化遗产分支,具有明显的陕西关中地域性艺术特征。文章将通过对户县农民画艺术特征的深度剖析,简述民间艺术是创作者与观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及创作情感对绘画的影响,重点强调了在绘画创作中自由表达情感即解放天性。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提高绘画创作者对自身的重视,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使绘画创作的发展空间得到更大的拓展。     

从启蒙到狂欢——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影像叙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走过了启蒙叙事、底层叙事、主流叙事、狂欢叙事的历程,并在新世纪形成了主流叙事与伦理叙事、底层叙事、狂欢叙事相结合的局面。它标志着艺术多元化、自由创造时代的到来。狂欢叙事的成熟和强势登场是文化娱乐化、商业化、欲望化的表征,它是现代性理性文化统治地位终结的结果,也是人的感性解放要求的结果。     

“东方葵”的图像叙事与视觉传达

在视觉研究领域,绘画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艺术创作过程往往与时下的文化、习俗、政治以及艺术家的社会身份、观念、个人特质等密切相关。绘画等造型艺术不仅是艺术成果和文化产物,更是一种视觉传播的媒介,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因此,试图通过对许江"东方葵"系列作品的视觉表现及叙事性分析,来探寻图像叙事的独特魅力。     

幻象的流变——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

在西方美学史的长河中,对于“幻象”的研究有着大量的分析与阐释.幻象,德语原词为Schein,英译中为illusion,它一直与影像、印象、假象、意象等词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力图探究这些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与幻象研究的关系,并厘清幻象研究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学术史中的发展线索与流变.     

“功能”与“合法性”——从故事到叙事的文本研究

文学文本中的“功能”与“合法性”关系是当下西方文论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热门问题。本文以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流变为研究对象,从文本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同一个故事其文体的变迁、叙事的变化所蕴含的则是文本功能的变化,而功能的嫱变又不断驱使着文本在真实意义“合法性”上的递减。进而笔者从具体的文本研究入手,厘清其根本动因在于俗文学（故事）处于“大众文化”语境下发生的叙事变迁。     

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丈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未、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从“花园路句子”到“花园路叙事”

本文试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心理分析理论中的图示框架理论与叙事学结合起来,阐释“花园路叙事”的认知模式。     

从“花园路句子”到“花园路叙事”

本文试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心理分析理论中的图示框架理论与叙事学结合起来,阐释"花园路叙事"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