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鞋

上大学有什么用?在人才市场好不容易谋到两三千月薪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很困惑。"鼠目寸光!"对于类似困惑,我侄儿常常嗤之以鼻。虽然他如今也只拿2000多元的月薪,虽然他某个初中没毕业就去当木匠的同学已经月入8000了,不过他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假以时日,读没读过大学肯定不一样。     

毛远新谈毛泽东二三事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1941年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大概从小学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长大。我1967年1月开始给江青做机要秘书,和毛远新结识,成了很亲密的朋友。2001年,他从上海汽车研究所退休后,来北京时,曾到我家做客,晤谈甚洽。1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通信、通电话,现在我把他谈话和通信中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事,加以整理,向关心和研究毛泽东的人作一介绍。一、毛泽东在上大学、参加工作上严格要求毛远新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回来: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     

严文井先生

严文井先生走了。孩子们永远地失去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我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前辈和老师。我对严文井先生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喜欢他的童话,也不仅因为景仰他的为人;我怀念严文井先生,还因为在我前进的路途上,曾经得到他的帮助。他不止一次地给过我支持和鼓励。1978年夏天,我所在的研究室(国家出版局设在版本图书馆内的审读处)解散。老同志各自归口到原先所在的文化、新闻或出版机构,而我们一些从大学分配来还没有几年的年轻人,则面临一个重新找工作的问题。在这个岔路口上,我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因说来也很简单:还…     

大草原养育的人——记“首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额尔德尼

在这里,我不赘述他早已经过评委们认定的事迹。我只说说他这个人——作为人的光华。草原养育了他在首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额尔德尼是唯一的少数民族,蒙古族。额尔德尼是以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名义,以他23年的如华岁月,以及青春以及汗水换取了这一最高荣誉。诚然,由于民族不同,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尽相同。如果别人是从零开始,那么额尔德尼是从负数开始的,当他超越了语言、地域、文化的局限之后,才到达那个相同的起点——零。     

鹌鹑的自述

我是一只从农村来的鹌鹑,到了城里,我一点也不适应。在农村的时候,我的主人让我住在笼子里,挂在树枝上,早上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中午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还有许多好伙伴陪着我,多开心啊!可是到了城里,我的小主人就把笼子扔了,让我住进纸盒里,天天把我关在屋里,他一放学就拿着     

馆长应该足智多谋

<正> 在学校里,我总是因为讲话太多搞得自己狼狈不堪,因此,他们派我到图书馆去.我喜欢那个地方,开始干学生助理员的工作.作为一个本科生,我对要学什么总是多次犹豫不决:我先学医学予科,然后学音乐,最后学戏剧.我甚至打算去耶鲁大学念剧院设计研究生.但是,后来我决定去亚特兰大大学图书馆学院.我对上图书馆学院从不后悔,因为我能应用我的其它技能和爱好.在我毕业之前,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馆长正在亚特兰大四处招聘,就请我到他的图     

做一名快乐的通讯员

我于1995年从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了现在的这个乡政府大院子里上班．到现在十年多了。到乡村工作不久．我就开始为《农民日报》、《重庆日报》和《半月谈》写稿。我读大学是学理论的．以前也没有从事过文学创作．拿起笔来尝试写东西也是偶然。我一直认为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在报上发表是作家才能做的事。读大学的时候．同班有一位同学爱好计算机．常写些相关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我才发现原来写文章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我与《贵州档案》的情结

刚迈出大学校门 ,怀着兴奋的心情和跃跃欲试的劲头踏上了工作岗位 ,开始与档案打起了交道。最初几天 ,凭着满腔热情对新工作充满幻想和好奇 ,谁知一接触到具体工作 ,我却大失所望 ,无所适从。守着一柜柜的档案 ,我不知所措 ;对着一堆堆急需整理的文件 ,我无从下手 ;听着别人嘴里迸出的一串串业务术语 ,我不解其意 ;看着他人熟练地整理一卷卷档案 ,我显得那么多余 ,插不上手……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让我感到失望、苦闷、痛苦、寝食不安 ,工作时心不在焉 ,如坐针毡。与我邻桌的老科长似乎看出了我的“病症” ,他二话没说只是从书柜里拿出一摞《…     

从小人书到世界名著

1979年我考上外国文学研究生,导师对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看你的简历,出生工人家庭,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你怎么喜欢上外国文学,又从哪里接触到那么多世界文学名著呢?想想我还真与书有不解之缘呢。小时候我们家没有书,我的父母的全部精神财富是一部1953年出版的《学文化字典》。但我有一个长我四岁的哥哥,他和邻居家的男孩喜欢打扑克牌赌书,我最初看的书是他赢来的。就像涨潮落潮一样,赌赢了,我们家箱箱柜柜都塞满了书;赌输了,家里连片书页都看不到。哥哥赌的书,大多是文学作     

实地采访最可靠

4月11日上午,我刚到报社上班,便接到罗泾卫生院一位医生的来电,说潘桥村何家宅有一村民清早突然“自燃”身亡。我曾在罗泾中学任教8年,学校与卫生院近在咫尺,这位医生和我很熟悉。因此,他的来电按理不致虚假。他很详细地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后,又说:“罗泾中学的徐老师就住在这个宅上,他刚来医院看病,也知道这件事。”我立即挂电话给徐老师,他的回答也十分肯定。     

喜看农村新变化

我出生在丹东东港市的一个农村,是地道的农民出身,虽然现在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但是心中却一直牵挂着老家的父老乡亲,也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每一个变化.从2000年读大学开始,每年的寒暑假能回两次家,后来参加工作,我也是节假日才回家.每次回家都能感到家乡在发生变化,尤其近几年,变化十分大.下面就通过几件事儿说说我美丽家乡的变化吧. 以前每次回家最头疼的就是下车以后怎么往家里走.客车只通到镇上的车站,从车站到我家还有七八里地的路程.拎着大包小裹的我只能等爸爸骑摩托车来接我,而且这段路坑坑洼洼,坐在车后座上一路颠得屁股都疼.     

历史,别让它沉睡在档案里——访爱泼斯坦

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在省档案馆做了多年档案工作的我,每每在史海中徜徉,半个世纪前数十年间三晋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翻天覆地的往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忽然一天,有一个人像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他是个外国人,在那战火烧焦的黄土地上,不少地方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的照片,他的声音.新华社播发的第一篇英文电讯,是由他改定;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第一个英译本,也有他的英文.而他,几十年来已同中国融为一体,他如今就生活在北京!我一定要找见他,这是一个传奇人物,我真恨自己的孤陋寡闻.经过父辈友人帮助,我还真的见到了:两个小时,和他聊天,和他拍照,和他一起浏览历史的山西和现实的山西.他是那么慈祥,那么真诚,而我则不知是激动还是吃惊,顿忽,脑海里只翻腾着几个字:爱泼斯坦!介绍我去采访的友人曾反复叮咛,见了艾老,你应该称呼"艾爷爷",我做到了.而我更迫不及待的则是,立即把这位亲眼所见的传奇老人介绍给与我同时代的青年朋友.     

泰戈尔访问中国

在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的文化界开始关注印度这位大诗人,他的作品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最早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人,大概是陈独秀,他于1915年10月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用五言古诗体翻译的泰戈尔的四首诗歌.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向泰戈尔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国际大学的筹办和在欧美的访问,没有能成行,但是他一直想访问中国.     

胡适的“最大尝试”

胡适在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聘请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抗战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一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说：“适之先生的最大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的尝试。”     

这个夏天在任天堂

小时候我是个乖孩子,除了会偷偷看课外书之外(这个缺点在当年是了不得的缺点,现在看来,却有那么多的父母巴不得自己的孩子天天看课外书,天天地往小孩桌子上堆也不见小孩瞟上一眼),我基本没什么其他爱好了,就连我的运动天赋,竟然到了大学才开发出来。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初     

只会一句话的鹦鹉

小许去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标价3元钱。于是他就问卖主:您这只鹦鹉怎么这么便宜呀? 卖主:我这只鹦鹉笨!我教了它好长时间了。到现在为止就只会说一句话:"谁呀?" 小许一想反正也便宜,于是就买下来了。 晚上到了家,他想"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小许教了它一夜说别的话。可是到了早晨,那只鹦鹉还是只会说"谁呀?"于是小许一生气,锁上门去上班了。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查收煤气费的(简称小z)。     

个性化:装帧艺术的生命力

一位年轻的设计师带着他设计的书来到我的工作室他在一家出版社做设计工作,来北京已经五年多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十分苦恼。我问他拿到一部书稿设计通知是怎样开始设计的,他说只看看书名、内容简介就开始设计了,脑袋空空没什么主意的时候,就去逛书店,     

探求真相:我的民国史研究之旅

<正>考入南大历史系1954年,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日夜奋战了几个月,到考试那天我只吃了一个烧饼,即赶赴考场。报考时,我的志愿填的是北京、上海、沈阳三所财经学院的财政经济专业。那一届招生9万人,全国报考人数为13万人,录取名单都发表在各大区的主要党报上。华东地区的录取名单刊登于上海的《解放日报》。1954年8月15日,终于等来了发榜的那     

司徒雷登：熟悉的陌生人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生于杭州。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1岁时司徒雷登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他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司徒雷登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