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看唐骏“造假门”中的微博传播

7月1日20时20分,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回复了一个名叫“萨根”的网友：“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接着为了回应网友的质疑,方舟子连发了8条微博,举出相关证据,由此引发了一场唐骏“造假门”风波。此后,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纷纷跟进,唐骏“造假门”演变为一场社会诚信危机的大讨论。本文试图以韦斯特利一麦克莱恩模式为理论模型,分析此次事件中微博传播的机制。并与传统媒体相对比,分析微博传播特点。     

当“精英”发生蜕变

7月1日．国内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举证“打工皇帝”、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的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历造假。唐骏在略作沉默之后辩驳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人们又发现,这所大学似乎是出售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更惊人的是,这所大学在中国有很多校友,从公司老总,到中高级公务员、事业单位中高级负责人。这样的现象让人震惊。     

当报纸遇到微博

2010年7月1日晚,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质疑有着"打工皇帝"之称、现任新华都集团总裁的唐骏涉嫌论文及学历造假。在方舟子将这一消息爆料出来后,关于唐骏的讨     

解梦泽：唐骏为何要弄个假文凭

面对“学历门”的狂轰滥炸,唐骏这个被誉为中国“打工皇帝”的超级打工者,又一次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纵观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唐骏始终不能彻底放下。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只要唐骏真的能放下架子,痛痛快快有个交代,社会未必就会和你真的过不去,未必就会把你拔得精光。但面对事实,他就是不能放下架子,痛痛快快地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始终是渡遮棒椅．吞吞吐吐．     

浅析微博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传播规律——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为例

自2006年Twitter诞生以来,微博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发展。中国也逐渐形成了一批出色的微博网站,如新浪、腾讯、网易等。至此,人们进入了一个微博时代,网络舆论传播也因此进入了微博时代。本文将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为例,对微博时代网络舆论生成特点及传播规律进行简要的分析。     

略论国民党政府反日舆论宣传的政策逻辑——从济南惨案到"八一三"事变

面对日本"拧紧螺丝"的局部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威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框架内展开了反日舆论民族主义操控.其反日舆论政策形成于"五三"惨案,"九·一八"至"一·二八"走向失控,淞沪停战签订后蒋介石着手调适,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内外压力下转向抗战动员.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在"战略反日"旨趣下利用国家民族...     

论网络舆论对新闻真实性的“双面放大”效应

网络新闻传播通过形成强有力的网络舆论力量,对新闻真实性起着越来越显著的双面放大效应。一方面,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打假,使网络舆论成为维护新闻真实的重要新兴力量;另一方面,网民滥用网络舆论的传播力量,也致使假新闻、失实报道、谣言频繁出现,混淆视听。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舆论学研究北大核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意识到,新闻学界分别在舆论理论研究和实际的舆论调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舆论学理论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一些调查对什么是舆论把握不当;面对舆论、舆情,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习近平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个"势",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引导舆论的前提。     

突发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网络舆论

近年来,伴随着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不断扩张,网络舆论迅速崛起一跃成为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推手。从前几年华南虎照片的真假之争,到去年钓鱼执法的广泛讨论,再到前不久唐骏事件的喧嚣与热闹,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时代。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该如何应对网络舆论已经成为媒体和传媒专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课题。     

从“意见领袖”到“意见哄客”——网络舆论焦点的“沉默的螺旋”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提出"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网络兴起之后,研究者将这一概念应用到网络中来,网络"意见领袖"为受众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的走向。然而,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一批在面对特定社会事件时跟风起哄甚至攻击谩骂的网民群体被关注,有学者将他们称之为"哄客"。从网络"意见领袖"到网络"意见哄客",舆论焦点选择的天枰开始出现倾斜,负面效应被不断放大,呈现出一种"沉默的螺旋"的倾向。     

浅析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策略——以“央视新闻”微博疫情期间的报道为例

疫情冲击下舆论呈现出信息冗杂、舆论失焦甚至舆论极化的现象,以"央视新闻"微博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多样报道、权威发声、视点下沉的方式对舆论加以引导,打赢了疫情舆论攻坚战,为主流媒体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启示。     

采访，要问得恰当好处

媒体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打了一场漂亮仗,立了大功。但面对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某些记者抢新闻时所提出的问题缺乏理性的思考,与"大灾有大爱"的整体氛围不相协调——"敬礼娃娃"小郎铮被迫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媒体千篇一律的提问,因舆论的过度关注出现了心理障碍;面对匆忙逃难的人群,记者经常是随便截住某位灾     

当下中国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

当下中国的舆论表达格局是一种多元化的舆论表达格局。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此前权力与传播高度一体化的传播结构。在强大的外部性冲击之下,一元化的舆论引导格局开始艰难转型。面对主流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的结构性失衡,舆论管理者采取多种手段,试图改变主流舆论场的被动局面。目前中国主流舆论场的被动地位已有所改观,中国舆论场上的"国进民退"趋向也较明显。但中国舆论引导格局还未形成稳定的结构,尚存在不少变数与不确定性。     

新媒介背景下的政府舆论引导——基于政府再造的视角

一、引言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主流媒体"和"民间"社会两个舆论场①,前一个舆论场由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组成,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一个则是依托于口耳相传、以微博为枢纽、以网络为平台的舆论场,人们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等.目前在"民间社会"舆论场上,对政府部门批评性的负面舆论占主导.腐败、"GDP崇拜"、高铁、"听证会"、"红十字会"、"环保"、"干部选拔"等都是人们批评的对象,可谓"众声喧哗"."批判与否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价值取向."②民间社会的负面舆论尽管暂时没有对政府执政造成较大影响,但一方面负面舆论的持续发酵有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必然会影响政府的高效施政.那么,面对持续不断乃至愈演愈烈的负面舆论,政府应该如何面对?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严控"的思路,就是加强媒体控制③,"打击""极个别媒体","加强传播的监控",对"极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④,动用法律手段"违法必究";另一则是"技术"的思路,即官员需提升与媒体打交道的"技术"和能力,扩大政府信息公开,通过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引导舆论,面对突发危机事件,借助专业化的公关手段积极应对,等等⑤.     

出版业打假可否走商业化道路?

当扫黄和禁止买卖书号的力度加大后,不法书商纷纷转移阵线,盗版和非法冒名出版物便成为当前不法行为的“重中之重”。面对不法书商的抢滩,各出版社频频告急,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市场大海,又势单力薄,束手无策。面对出版业打假日趋繁重的任务,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为大家撑腰,必然是一呼百应。但是,谁来当这“出头椽子”?笔者思量,出版业打假,可否走一条官商结合,三管齐下的新路子?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电视新闻人的三观论

电视新闻人既是党媒工作人员,也是传统媒体新闻人。面对新媒体的兴起,要迎接挑战、融合发展,快步迈入全媒体时代,成为新型主流媒体人。在全媒体时代下,新闻舆论工作更要守正创新,要把握好"守正"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电视新闻人来说,守正是根本:要树立坚定的新闻舆论党性观;要树立坚定的新闻舆论群众观;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舆论使命观。     

两大舆论场在公益出版传播中的互动关系与模式研究

纵观目前的媒介环境中,有两个"舆论场"客观存在,一个是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主要是以党报党刊、通讯社、出版社为主。还有一个则是以新兴媒体为主的舆论场,其主要是以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兴的互联网媒体为基础。尽管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两个舆论场客观存在,甚至此消彼长,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还将会是中国最主要的舆论阵地。面对这样的局面,寻求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是当务之急。好在近几年来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出版单位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在公益活动领域找到了交集,并且以公益的平台开始了良性的合作。本文通过研究官方与民间舆论场在公益出版传播实践中的互动情况和模式,分析它们的互动动因和互动关系,探讨互动面对的问题和对策。     

刍议党报创新引导舆论的方法

当前,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党报应与时俱进,创新舆论引导方法:树立服务读者的理念,深入基层调查采访;以群众工作为突破点,加强舆论监督;突发事件不缺位,快做深做新闻把握舆论主导权;典型报道要选准切入点,宣传做到"三贴近";重视编读互动,充分发挥党报舆论引导作用。     

梁启超舆论观之演变及其成因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舆论观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核心。1902年,梁启超提出豪杰为"舆论之仆"的著名论断,并提出报馆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1912年,梁启超却主张,"善为政者"表面自居"舆论之仆",而暗中为"舆论之主"。梁启超舆论观的这一重大变化,有诸多原因:在反袁与拥袁的二难抉择中,他以归国为目的;在新闻与政治的职业纠结中,他以政治为终极目标;在研究舆论的过程中,他以立宪政治为出发点与归宿。强烈的政治功用目的,令他对舆论的认识产生了偏差。     

在时代弯弓上释放党报舆论张力——对话第九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周跃敏

多媒体、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新闻传播进入分众化时代。面对竞争与挑战,党报怎样扩展舆论张力、实施有效舆论引导？近日,围绕这一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周跃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