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执政期间日台关系之演变

建立于现实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日台关系,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客观地看,冷战期间以及结束后的今天,日台关系从属于日美台三角关系的格局并未有大的改变。同时,中日关系的大格局也影响着日本台海政策的调整。马英九执政期间,日台关系的外部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既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一如日美关系亦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偏离。因此,日台关系进入低调平稳的发展时期亦是历史当然。     

重视两个区别: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

以日本的战后历史认识为中心的中日历史问题与抗日战争历史紧密相关,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领域.有人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关系的继续,所以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乃至思维逻辑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今天的日本与70年前的日本是否有区别?政治、感情层面的问题与学术层面的问题是否有区别?如果忽略上述两个区别,中日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解决是不可能的.     

论战后日本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中国在对日交往中既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坚决反对日本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也要加强对日舆论宣传和文化交流,尤其要加强对日本青少年的引导,同时大力发展对日经贸关系,努力以经济利益来制约日台关系。     

日美安保体制研究之我见

日美安保体制是日美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美日安全条约》、《美日共同防卸援助协定》以及《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其中《美日安全条约》是美日安保体制的核心,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因此,深入研究《美日安全条约》无疑对深刻认识日美关系,日、美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当薄弱。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由于受政治气侯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亦未能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日美安保体制。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现象才逐步改变。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纷纷就日美安保体制发表看法,以期为决策者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提供参考。     

一部大视野、多角度研究中日关系的力作——评史桂芳教授《战后中日关系》(1945—2003)

战后60多年中日关系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和曲折,引起了人们对两国关系的关注和忧虑,中日两国学者也加强了对当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日有幸读了史桂芳教授的《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一     

如何发挥民间外交在中日困局中的作用

民间交往在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定位及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海权时代海洋争端的加剧,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又有所增加,用一句外交界的老话形容就是,“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双边关系当中最为扭曲、复杂、难解的特殊的关系”。中日之间的问题一旦产生,就很难简单地化解掉,基本上是在堆砌和累加上不断地加重两国关系的这种包袱。中日之间,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一个是海洋争端问题,这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两者交替发酵就使两国关系起伏动荡,同时发酵就会造成中日关系,尤其是政府关系的严重倒退。当然也带来民间交往停滞,民意下滑,甚至对立、敌视这样的问题。     

从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看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多年来,经过两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日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自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所谓"超越战后"的意识支配下,表现出强烈的对华强硬姿态.如何阻止中日关系大幅度滑坡,是当前中国外交关系中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紧迫课题.     

邪马台就是大和论_古代中日关系史问题研究之一

关于古代日本和中国关系的最早记录,首推《三国志·魏书》的东夷传.(以下简称《魏志》倭人传)但要从《魏志》了解古代的中日关系,首先要求我们解决东夷传倭人记事中所记邪马台国(陈乃乾校点本作“邪马壹国”,误)的位置问题.也就是邪马台女王国是在九州?还是在日本畿内大和?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问题,日本学者所写的论著可以千计,但大部是想以巧辩曲解来否定古代中日的友好往还,来达到维持他们所谓“国体尊严”的目的.为了正确了解古代中日关系,就得把这一问题重新加以研究,作出合于科学的结论.(一)日本学者对本问题看法的变迁三国时代的邪马台在日本畿内大和,在古代日本人是没有什么异说的.日本官修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就是这样记载的.在《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纪卅九年下,有下列记事:是年也大岁已未,《魏志》云:明帝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概述

对中日关系历史性的观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中日关系的宏观发展脉络,还有助于我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距今时间短,因而对其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政治和经济的宏观阐述,力图避免细小问题的纠葛,探寻这30余年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     

从中日青年交流看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中日关系的亲疏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交流历史、现状的介绍以及青少年交流带给我们的启示,来揭示民间外交对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     

如何复习中日关系史

中日关系不仅源远流长 ,而且是近代以来非常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中日关系事关中日两国的发展、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２００２年又是中日关系正常化３０周年 ,因此 ,对中日关系史的复习应引起重视。那么 ,应如何复习中日关系史呢？我认为 ,复习中日关系史不只是把从古至今涉及中日关系的史实归纳记忆 ,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 ,进行概括、分析、比较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复习中 ,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突出重点。中日关系时间跨度大、史实多 ,应该重点掌握古代、近代、现代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其成因 ;日本对中国的两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

台湾问题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决定中日关系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围绕台湾问题,探究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等诸多问题。     

透过李登辉访日成行看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日本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对台政策,始终没有放弃插手我国台湾事务的企图。去年年底,日本同意李登辉访问日本,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再次凸现两国关系中台湾因素的重要性。     

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法律解读

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归纳出“中日敏感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光华寮问题和教科书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法律性质的争端。该文通过对战后中日法律关系文件及规约内容的考察。来解读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以及日本违反国际法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犯罪行为带来的法律责任等问题。     

浅析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民间外交

自战后以来,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外交以其具有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困难时期,探讨以民间外交作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渠道,对构筑两国间良好关系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德法和解与中日矛盾的比较——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体系层次分析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德法关系与中日关系的相似性以及二战后出现差异的原因．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但众说纷纭。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上去考察，德法关系与中日关系在二战后出现差异是由体系层次因素造成的。结构力量为德法和解带来了动力，却也成了中日改善关系的阻力，从而造成了德法关系与中日关系相似性的消失，差异性的出现。     

近十年来关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研究述评

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台湾问题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多学科研究方法得到采用的同时,还存在着理论相对薄弱、专题研究不平衡等不足。     

大平正芳与中日友好关系

大平正芳一生关注中国问题，长期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从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他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改善对华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竭尽心力。担任日本首相之后，又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和开拓中日友好关系的新时代而继续努力。大平正芳是站在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立场上，从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对待中日关系的。所以，他能正确评价两国关系，反思历史，洞察未来，把握时代潮流，使中日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走出结构性冲突——中日“共有观念”的建构

中日关系有着很深的渊源,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更显特殊性与复杂性,当下,中日关系问题成为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主要观点是中日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然后对此予以分析,提出建构主义理论,即在中日之间建构起"共有观念",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这对于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日本右翼势力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操弄及对应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两国政府和人民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日本部分政客及右翼势力的作用下,各种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行径层出不穷。究其原因,由于战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导致今日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存在的土壤根基依然存在。日本部分政客和右翼分子"绑架"民意的根本动机在于重振日本"政治大国"的地位。就解决策略而言,中国学者与民众应该努力同日本和平团体、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塑造日本民众正确的历史认知,推动中日关系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