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浴场惊魂记

五一黄金周，我偕夫人参加了赴俄“四日游”。90年代初，我曾以某外贸公司驻海参崴办事处主任身份，在远东地区工作过，俄罗斯人豪爽的性格和滨海边疆区秀美旖旎的自然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番，旧地重游，自然激动不已。     

期待、心结与“试水”——《语言民俗学概要》序

一个学术"心结"和"试水"担当2004年,我在《民俗语言学》(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自序中,曾经写道:"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沉湎于钻研‘语言与民俗’问题,并从80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民俗语言学’著述,迄今约有二十年矣。"时光如梭,如今,又是一个十年。也就是说,我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三十多年了。可以说,我     

与贫下中农“三同”的日子里

"三同"、"四清"这些特定时期的专有名词在当今50岁以下的人们听来或许觉得有些陌生了,但在四十多年前,这可是每个机关干部最热门的话题。1964年12月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大理州人委(政府)工作刚满一年的我被抽调参加了     

那时候世界正年轻，地图上的空白等待她们去填满

正黛芙拉·墨菲在我大半生的旅行生涯中,我一直仰慕一位旅行家、作家——黛芙拉·墨菲(1931—)。她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斯莫尔,至今仍住在那儿。我从1960年代开始阅读她的作品,从她的第一本书《飞驰》(1965)读起。1969年,我在新加坡遇到一个自称见过她的英国人。他问她,身为女性,她是怎么做到为了写《骑骡游埃塞俄比亚》(1968)而周游那个国家的。她回答:"很简单,我扮成男的去那儿。"     

滕固对徐州的记述

正近年来由于对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的关注,我也研究了几位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为中国美术教育、艺术史做出巨大贡献的滕固(1901-1941)。前些日子在翻阅《征途访古述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初版)的小册子时,见到他记载的"徐州半日"。我是徐州人,并且是徐     

兴城访古

在冬天里,沿着新建的环渤海滨海大道,执意向北,GPS的终点设在兴城。兴城,在很长一段时间称宁远。读明史时,都知道"宁远大捷";也恰是这场战争,吸引我于春节假期驱车数百里,造访宁远古城,造访一段明清交替的历史。     

“文明的衝突”與“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衝突"論與"新帝國"理論 1993年夏季號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塞繆爾·亨廷顿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寫了《評亨廷顿<文明的衝突?>》(刊于《哲學研究》,1994年第3期),批     

谈“大国学”或“百家之学”

<正> 不久前学界冯其庸先生和范曾先生说,他们主张谈"国学"不要仅限于儒学,最好谈"大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这个意见,我觉得很好。我主张谈"百家之学",并不限于儒学一家。在我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1994年初版,2009年三版)中已经着重宣传过这个观点。     

萨尔瓦多·达利的铜版画

<正>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与我的父亲皮埃尔·阿吉利特(1900—2001)相交、合作长达五十年之久,此间创作出大量被艺术史家称为"画家好的艺术作品"。我带着双重目的踏上旅程:办个人展馆和展示父亲的藏品。我应邀对展品进行评价。就我理解,采访者在向我寻求个清晰的解释,可是,作为达利和阿吉利特之间协作的唯见证者,对于那种场合、那种感受、那种责任,我能够说得清楚吗?我是这样回答的:"‘达利作品:阿吉利特收藏’是敬献给我父亲这个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热爱者和出版者的,是     

《论语·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的两种诠释

<正>《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一章历来注家多有所看法。对于这个问题,张靖人在《〈论语〉"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阐释史述评》中,有所辨析,但作者认为程朱是强分仁恕,并且将朱熹的观点认作是为专制服务的,忽略了程朱解释《论语》的积极意义(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另外,杨逢彬先生认为,"加"字中没有"陵"的含义。(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程蒂认为,"‘加’解释为‘施加、强加’为宜"(《〈论语·公冶长〉篇疑难词语札记》,《湖北师     

提一点不同意见

<正>我在《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第28版)上看到《孔子》影片导演胡玫的采访,她说:"所有历史学家全给我投票,对不起.我这导演的饭碗就砸了。"在《孔子》影片尚未正式开拍前.广电局有关方面曾经组织过史学家座谈,并将《孔子》影片的脚本(经过多次修改以后的脚本)送给史学家们看,希望他们提出意见。我收到脚本后,仔细阅读,写了读后意见,请广电局有关方面转胡玫     

十指春风绣繁华

刺绣,古代称“针黹”,又名“针绣”,俗称“绣花”.以绣针引彩线(丝、绒、线),按设计的花样,在织物(丝绸、布帛)上剌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或文字图案的一种工艺.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一 2016年冬季的一个上午,起了个大早,在寒冷的晨光下,我从下关前往洱海东岸的滨海古镇挖色,沿着环海路向北行驶,路况很好,阳光灿烂.透过车窗,一排树整齐地列在水边,密密的,真像洱海这只碧蓝大眼睛的长长睫毛.很多掉了叶子的树举着线条简洁的枯枝站立在粼粼波光之中,透过斑驳的树影看洱海,碧水荡荡,毛毛颤颤的水光铺向远方,苍山横陈,好似巨人宽阔的额头探出苍穹.在路上,心情很好,一群群海鸥从洱海上自由自在地飞来,冬日的朝阳充满灵性地照在小普陀上,滨海古镇挖色便跃然眼前.     

大理天歌之憶

正时光如水,一晃就流淌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屈指算来也有近六十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是"古时候"了。大本曲那是1955年春夏之交,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化厅厅长黄铁(女,彝族史诗《阿诗玛》主要收集整理者)来大理地区调研民族民间文艺活动情况,我与黄铁同行,一起到了大理县城(现大理市大理古城)。我们先找到位于古城中心地区、一条西东走向小街(现洋人街下段)上的大理县人民政府。那是一座清代传统衙门式、瓦顶木结构的     

孝感《王氏族谱》考(一)

正序言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王家河村(群富村),王姓聚居,共分五分(房)。从一世祖开基以来经历了大约650年。王姓族人祖传"倒炉"手艺,多以铸造为业,现在冶金行业称为"翻砂"。这种手艺起于何时,现在已无从查考,我在光绪八年(1882年)编纂的《孝感县志》上找不到任何踪迹,1959年出版的《孝感县简志》上也未见明确记载。从采访族人看,至少晚清以来即以此手艺谋生。早     

精神的光谱

正如果一个人来自深海,来自深渊1《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Poralt with a Straw Hat)。温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作于1887年的自画像,我看到过多次,当然都是印刷品。真正见到原作我的心脏还是会狂跳。这幅自画像单独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欧洲艺术"厅,编号为6015。镶嵌在金     

忆侯外庐先生

正侯外庐(1903——1987年)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之一,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基者和开拓者。大学时,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我读过两遍,深深地被他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水平所震撼,决心报考他的研究生。1964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侯先生名下的第三届研究生。第一届有胡一雅、祝瑞开、冒怀辛。第二届有卢钟锋。第三届就我一个人。"文革"后,他     

永远童心的卡夫卡

对于喜欢甚至迷恋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的读者来说,刚刚过去的2013年与2014年均可算作是"卡夫卡年",因为前者是卡夫卡诞辰130周年,后者是卡夫卡逝世90周年。在这两年之间许多有关卡夫卡的纪念文章纷纷见诸各类报刊,生前寂寞的卡夫卡现在非但不再寂寞,甚至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热闹"景观,这应当是卡夫卡始料未及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了一组纪念卡夫卡的文章,开设了一系列有关卡夫卡的课程,指导学生撰写了一批有关卡     

漫谈学术论文集与期刊影响力

编辑出版学术论文集是学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在主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办刊过程中一直强调和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2012年,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申报教育部第二批"名栏建设"期刊的汇报材料中,我曾将学术期刊在学术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概括为七个有机联系的方面,即论文发表、学科建设、出论文集、主办会议、二次文献、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我记忆中的古镇州城

正"宾兴"的钟鼓楼钟鼓楼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宾川县州城的标志性建筑。在县文管所所长张明先生的摄影作品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张所长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站在南门街西侧临街一民宅的屋顶上拍摄的。我在照片上辨认出它的方位,这让我激动不已。钟鼓楼(原名宾兴楼)建成二十年后,我就是出生在照片左下角这间屋子后面一老屋里的。这间临街的民宅,斜对面就是建置至今五百余年的明、清几代王朝     

论庄子与惠施"天地一体"观的区别

正在《庄子·天下篇》中,关于惠施的"道",可以一言以概之:"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也有类似的言论,《齐物论》一篇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若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庄子与惠施都秉持"万物一体"的物我观,所不同之处只在于惠施在此处强调了"泛爱万物",那么庄子对于万物,是否也有这种"泛爱"的情感呢?庄子与惠施所言的"天地一体"的内涵是否一致呢?以《〈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为参考,顾实、高亨、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