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研究方法谈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中国戏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为后代学人提供和开创了新的治学方法,即以客观历史考据为基础,结合个人主观评价.<宋元戏曲史>是理性考据和感性情感的结合.用冷静客观的历史观点来解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仍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发扬和学习.     

论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

王国维将意境理论引入戏曲研究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戏曲意境”理论。首先,“戏曲意境”理论既脱胎于中国传统意境论,又汲取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关注个体命运。其次,“戏曲意境”理论具有“自然”与“言外”这两重内涵,前者聚焦于艺术真实,后者面向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状态。最后,“戏曲意境”理论提升了戏曲地位,使其走出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低下境地,又启迪后来学者,成为“剧诗说”等舞台表演理论的基础之一。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例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王国维总结多年的古史研究经验,从理论角度提出了这一科学严密的论证思路,为我国史学理论的日臻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之新材料考证地上之史料,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等出土的新材料来考证补充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理论为我国古史考据、史学甚至文学等研究都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与态度。     

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看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研究古史的经典论著,运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由考证文字到阐释制度文化,将传统考据与逻辑论证相结合,多闻而阙疑,在治学方法上给予后学众多启示。     

吴其昌古文字研究与二重证据法

吴其昌很好地继承与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使之成为自己从事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取得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     

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被研究古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甚至有些学者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时还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探索二重证据法本身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局限性.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人生态度

文章试图从《人间词话》创作的背景、思想来源及《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来阐释王国维追寻人生的态度。     

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对柳永词的态度

柳永是开一代词风的宋词名家,曾经为宋词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柳词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们以《人间词话》来衡量柳就会发现,其实柳永词的创作成就多处符合《人间词话》的评词标准。然而,通本《人间词话》似乎有意对柳永及其词避而不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无论著论及。从《人间词话》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柳词不重视甚至心存偏见之原因在于尚好古雅、鄙夷娼妓词。     

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

本文论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肯定了其研究具有"先行"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王氏在治学方法上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和在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王氏是早期敦煌学研究中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楷模,各国的相关机构应为推进学术、文化大交融早日刊布相关资料.     

论元代戏曲论著序跋在戏曲理论建构中的功用

在古代戏曲文献中,序跋是研究我国戏剧艺术的资料宝库,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戏曲研究资料匮乏的元代尤其如此。序跋通过介绍或评说作者和作品内容,阐述作者的理论观点,为宣传戏曲理论提供舆论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戏曲理论的建构提供补充。另外,元代戏曲序跋文体初步涉及了戏曲的理论问题,开创了戏曲研究的一些领域,其提出的理论观点虽不够系统成熟,但却有开创之功,初步显示了戏曲理论发展的轨迹,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建构有重要价值。     

从唐宋元三朝诗合论看明诗学的展开

将唐宋元三朝诗歌作为各自独立的整体放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来比较特色与高下,就是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它也是明人进行诗法选择和建设展开明诗学的重要方式。明人的三朝诗合论大致有比较宋元诗、否定宋元诗、肯定宋元诗及反复等三个过程。     

罗愿其人--兼评《宋史》"罗愿传"之不足

本文引述各有关著作之事实,对历来仅认为罗愿是位史志学家的片面评价,同时对<宋史>"罗愿传"中对罗愿评价的两处严重不妥,加以论述和批驳,结论认为罗愿是一位徽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步爱国的政治家,南宋第一作家,杰出的史志学家,著名贤人.     

《二十四史月日考》与汪日桢

汪日桢 (1812～ 1881) ,浙江乌程 (今湖州 )人 ,以三十年的功力完成了《二十四史月日考》及附录 ,总计5 3卷。这部著作可说是集史日推算之大成。     

国外学者对宋代历史的描述

与大陆学界对宋代历史评价长期流行的＂积贫积弱＂说相反,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众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却对宋代历史给予极高评价。在国外学者眼里,宋代政治之成熟,尤其是经济之昌盛,思想文化之繁荣,科技之发达,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宋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明昌盛的黄金阶段,而且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和辉煌的历史时期。     

王安石《尚书新义》初探

北宋熙宁科举改革中颁布的、由王安石领衔编撰的《尚书新义》,既是官方的经解,又是新学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影响科场达六十多年.它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学术思想.在诠释《尚书》时,王安石标举"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普遍而紧密的联系.其目的是"以道揆事",即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附会于《尚书》,通过解释《尚书》来介入政治实践,达到推动变法的效果.     

文学史或为演成史——评徐大军《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论稿》

宋元通俗叙事文体的发展史即中国俗文学文体的演成史。徐大军的《宋元通俗叙事文体演成论稿》通过对文本演成的细密梳理,对元杂剧等文体文本的演成进行了详尽剖析,去除了传统认识的种种遮蔽,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元曲四大家”的演变看戏曲批评的发展

古代不同时期的戏曲批评家对＂元曲四大家＂及地位存在不同的见解,这其实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从这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古代戏曲批评观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说,经历了重音韵的顺畅,到重音律标准和曲词的情感本色,到最后注重剧本创作这样一个过程。     

读《宋元检验三录》

《宋元检验三录》乃是清嘉庆年间吴燕据顾广圻所藏宋人宋慈《洗冤集录》（通称《洗冤录》）、宋元间人赵逸斋《平冤录》和元人王与《无冤录》所刻印之书，是中国法医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就中《洗冤录》且已被译成英、法、德、荷兰等国文字，为举世所推重。而《平冤录》更属难得之本，《四库全书》未收。《三录》所收传世甚鲜，亦属罕见之本。约在有清初年，不知谁何，辑为《无冤录》一种，有浙江巡抚采进本，经《四库全书》入存目，其后沈家本收得此本朝鲜传钞本，据以收入《枕碧楼丛书》，是为沈本。按此本分上、下二卷。本文作者以所获《宋元检验三录》中《平冤录》、《无冤录》核之，发现沈本上卷即《三录》本《无冤录》全文，下卷原系《三录》之《平冤录》全文，乃与《无冤录》无干。《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及沈家本只因未及见《平冤录》，并为所误。又《洗冤录》虽为宋人宋慈所作，但今本所附《圣朝颁降新例》系元人增补元朝有关典籍，有史料价值，因与《无冤录》（间及《平冤录》）互校对勘，并证以《元典章》、《通制条格》、《大元检尸记》（从黄时鉴教授自《永乐大典》辑出订名）、《元史》所见相关文字。以广异闻云。     

从王国维境界说谈海子之死及诗

纵观海子诗歌及其短暂的一生,不难发现其内在发展的趋势与王国维先生的人生＂三种之境界＂的第一境、第二境是相符的,这种相符之处可以将王国维的＂境界说＂概括为一个花瓶来结合分析：第一境为海子开始诗歌创作（1980年）至1985年,从瓶底上升并扩大至瓶腰;第二境为1985年至1989年,继续从瓶腰上升并收缩至瓶颈;王氏的第三境可划分为从瓶颈扩大至瓶口之外,包括天、地、时间和人相融合的一个整体,海子在通过第二境后并没有顺利地从瓶颈展开进入第三境,而是跃入了第三境之外一个不可知的地方——＂黑洞＂,但终其诗歌追求,海子毕生都在向着王国维所言的第三境不断逼近,他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目光对现代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