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乌台诗案(下)

主诗人龙吟:"乌台诗案"在北宋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苏东坡的人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请继续"倾听"黄玉峰先生的精彩解说——苏东坡进入大牢的第三天,即八月二十日,由李定主持,开始审讯。先由苏东坡自述罪行,他只承认在杭州作过几首讽刺诗,又生怕连累他人,说是自己写给朋友的,他们没有回诗。见一时难以撬开苏东坡的嘴,何正臣等人用肉体和精神折磨相结合的办法,日夜拷问,羞辱侮骂,威胁恐吓。苏东坡熬不住时,认为"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设法吞药而死,却没有死成。我们敬爱的大诗人终于扛不住了。     

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

因信息的来源、讲述者的态度、讲述时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宋人(包括苏轼本人)对乌台诗案发生时具体情形的描述产生了差异。把苏轼在不同情境中的自述、宋人笔记所载相互对照,参以宋代法律条文,可以辨识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并探知产生差异的原因。     

苏轼和“乌台诗案”

有一次,电视台举行知识竞赛。一道赛题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的名句？”选手答：“苏轼。”主持人判定：“错,正确答案是苏东坡。”主持人的判定不妥,引在这里不过是想说明：苏轼别号苏东坡。他的别号比名字更广为人知,这个别号牵扯出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遥远的诗案——乌台案中的苏东坡

该通过乌台案的来龙去脉及原始资料的引论，阐述了人中的心理桎梏，忌才妒能对品、人品的决定性作用，展示了灵魂的震颤与搏斗。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短处优点弱点，影响着个案的公正判定，关系着事件的是非，——当然，这些早成了历史的落定尘埃，但做为人的精神之河，流淌在今人中又有多少积淀?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土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人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试论《石钟山记》与“乌台诗案”的联系

人们历来认为《石钟山记》的主旨是提倡探索真理、亲身实践精神,但却忽视了它深层的影射含义。实际上苏轼写《石钟山记》的真实意图是直指"乌台诗案"的。《石钟山记》是苏轼遭贬后的含蓄反抗。"乌台诗案"中,苏轼因别人主观臆断其诗而蒙罪,《石钟山记》正是苏轼对主观臆断者的嘲讽。     

揭示文豪的真面目——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被扭曲和被误读

苏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学者,其在诗、词、文方面均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推崇。在北宋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苏轼既因文而得名,亦因文而得祸。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苏诗在乌台诗案中是如何被扭曲和误读,有其政治原因与文化原因。     

从“乌台诗案”看苏轼应对苦难的人生智慧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他词作中突出的乐观旷达的精神赢得了众多学者的赞扬。纵观苏轼的一生,特别是经历过“乌台诗案”后,儒家理想的破灭、与亲朋的离别等种种苦难无疑给苏轼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用智慧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悲伤,他的人生智慧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是不朽的精神宝藏。     

论“乌台诗案”后苏轼词旷达背后的心理实际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苏轼词风格的转变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经历这一劫难后,苏轼前期绝对的乐观与旷达已经沾染上了更复杂、更深重的情感意蕴.不懈追求儒家理想却不可得的痛苦、思念亲朋却不得厮守的孤寂、时光宝贵却匆匆易逝的凄凉,在苏轼“乌台诗案”后的词作中相互交织,不容忽视.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所为? --对李国文先生《乌台诗案》一文的质疑

1997年第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国文先生的<乌台诗案>一文,关于"乌台诗案"与王安石的关系,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等问题与史实不符,有关结论也就难免主观臆断之嫌.     

"三舍人议案"、"乌台诗案"与宋代政治

"三舍人议案"和"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三舍人议案"中,苏颂与皇帝、宰相的争论涉及以法治国还是以情代法?用人是皇帝、宰相"已夺"还是付之"听取众议"?"乌台诗案"是以诗文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大冤案,此案的罪魁是李定等制造者还是钦定、逮捕、审讯苏轼的宋神宗。分析两案是非曲直、经验教训,对选拔人才、以法治国等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八讲 不断反省,认识自我

主诗人龙吟:如果说,奔赴黄州的苏轼正在准备迎接全新的自己,这"新"从何来?黄玉峰老师告诉我们,这将从反省与对自我的认识中来——公元1080年大年初一,开封城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到处是祈求好运的鞭炮声,家家大门口都贴着大红门联,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可是就在这一天早晨,城门口,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们面色清瘦,神情淡定,背着一个小包袱,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望望这高高的开封城头上挂着的灯笼——他们是谁?     

找准位置 放飞梦想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驼走大漠,虎啸深山,万物找准自己的位置,放飞梦想,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准位置,苏东坡放飞梦想,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乌台诗案”把苏轼由深受皇帝喜爱的政治新星打入到人生的低谷,但他没有消沉：漫游赤壁他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第十二讲 合家融融

主持人龙吟:苏轼一家深挚的兄弟情、浓厚的父子谊,令人歆慕。黄玉峰老师将在这一讲向大家勾勒他们哪怕身处困顿仍能合家融融的场景——苏轼为人直爽,心直口快,而苏辙性格内向,平时为人谨慎。兄弟见面时,弟弟总劝哥哥少说话少写诗。苏东坡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但就是习性难改。诗人以写诗为生命,怎么改得掉呢!几个月后,苏东坡听说家乡丰收了,自己托人在常州宜兴买田地成功了,高兴得又写诗:"山寺     

一轮明月照心头——读苏轼《赤壁赋》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散文叫《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主要讲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作者认为这段炼狱般的经历让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因此,在文末余秋雨写到：     

苦恼人的“乐”——浅谈《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的心境

正《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的一篇小品文,写于作者被贬黄州时期,文章仅80余字,却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艺术世界,传达了作者微妙的心境。本文写于"元丰六年",这不仅是个时间年限,还点示出写作此文的背景:元丰二年,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几遭杀身之祸,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衔上还加了"本州安置"字样,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离安置所,实际上跟流放差不多。"十月十二日夜"点出具体时间:当是时值初冬,有圆月升挂,而又寒意初袭。     

第十一讲 手足情深

苏东坡的父母一共生了三男三女。苏东坡在男孩中排行老二,所以又名和仲,仲就是老二;苏辙是老三,又名同叔。古人有"孟仲叔季"排序法,也有按"元亨利贞"排序的。苏东坡有个哥哥叫景先,大约在东坡三四岁时夭折了。所以后来就剩苏轼、苏辙兄弟俩。苏轼曾写诗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氏二兄弟,在嘉祐元年(1056年)进京赶考,哥哥二十岁,弟弟十七岁,双双考中了进     

东坡闲话 第十四讲 风光风波

主持人龙吟:苏轼为人富情趣、有性情,京城生活风光无限,也惹出风波连连--神宗死后,哲宗继位,苏东坡"连升五级"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当了幼帝的师傅,此时,举国都敬重苏东坡,以与他交朋友,效仿他为荣,连他自己设计的长筒"子瞻帽"都成了有学问的象征。有一次,苏东坡陪同皇帝到醴泉游玩,正好有艺人在表演,一个演滑稽的小丑在台上自夸:"我的文章你们永远比不上。"众艺人说:"何以见得?""你们没看见我头上戴的是什么?子瞻帽!"皇帝回头看看苏东坡,也跟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