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末路与新生

随着人们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逐步增强,以及法院受理的案件越发复杂、疑难,法院的审判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我国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民事案件的立案量大幅度增加。我国现有的诉前调解模式虽然曾经起到过减少立案量、减轻审判压力的作用,但在立案登记制的要求下已受到严重冲击,亟需重新定位、构建,才能焕发新的活力。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现状研究

立案登记制实施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现有立法规定的审查标准混乱,各法院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就审查标准产生分歧,"立案难问题"仍然存在.建议对立案模式进行进一步规范,立法的价值取向就应当在保护当事人诉权与解决法院案件压力二者之间进行平衡.     

登记制转型中的立案庭发展进路

为解决"立案难"的问题,我国法院分别在1997年和2015年进行了"立审分立"和"立案登记"两次影响深远的改革。在这两次改革中,人民法院立案庭经历了从无到有、发展定型再到面临考验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谓"立案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及成因,应当从不同的侧面予以深度认知,其中经济社会急剧变革和发展是一条主线脉络。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立案庭经受着来自外部舆论和内部监管的双重压力,倒逼机制若想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以尊重客观司法规律为前提。在案件登记审查功能之外,立案庭仍需整合优化,保障审判执行主业、实质性纠纷化解和服务法院监管决策等多项功能。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的主要缺陷及改革设想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中存在立案前调查缺乏法律保障、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冲突、对犯罪嫌疑人以作证为条件换取某种法律上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情况处理不规范、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缺位、特殊侦查行为缺乏立法认可、犯罪嫌疑人权利仍缺乏保障等缺陷。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建立与庭审程序相适应的双轨制侦查制度,建立与职务犯罪相适用的证据采集制度,建立与国际相统一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机制,建立侦查监督的实施制度,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入手。     

成本收益理论下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的制度优化

调查核实权的运行是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查明案件事实、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的先决条件,在带来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公共利益等收益的同时,也需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的大量投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复调查核实、全面调查核实、过度调查核实和盲目调查核实的情况,导致产生成本收益不匹配现象。究其制度成因主要有：调查核实主体角色定位不清,超越法定职权要求;调查核实权行使混乱,忽视办案阶段差异;调查核实程度过高,忽视证明标准要求;调查核实目标偏移,倾向追求胜诉结果。根据成本收益理论,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检察公益调查核实权制度：检察机关立足于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将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限定在立案后至提出检察建议这一阶段,以区别于立案前的初查和诉讼阶段的调查取证;严格遵守不同办案阶段的证明标准;将“为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提供证据支持”作为调查核实权运行目标。     

论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之间的制约与衔接

监察制度改革使得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权限由检察机关划归监察机关,监察权的运行因而带有刑事司法的实质属性。监察法并未在刑事程序、证据标准、追诉时效等方面作出具体详实的规定,而只能直接或间接“借用”较为完整、严密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范,这就决定了其接受刑事诉讼法制约的正当性。刑事诉讼法对监察法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运行环节,在两法衔接存疑时应始终坚持有利于被调查人的原则。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均关照了对方的程序性设计,初步实现了两法衔接,但在立案、证据和时效等问题上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监察阶段的证据仍需经过审查、转换等处理才能顺畅运用于刑事诉讼阶段,监察机关查办刑事案件应接受追诉时效的制约以维护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统一性。     

行刑交叉类案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实证研究——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

行政从属性是环境刑法重要特性之一,在刑法前置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环境违法行为被归置为犯罪行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即为其中之一。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作为行政规制手段,但刑法相关立案标准中将部分仅属于前置性危害行为纳入其立案范围,使得一些符合形式标准,但实际危害可能极其微小的行为,受到刑罚的惩戒,其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背道而驰。本文以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个案为切入点,分析具体案件涉及行刑交叉时,如何体现刑法谦抑性;以类案分析为抓手,解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并尝试通过抽象危险模式、具体危险模式、严重污染环境模式等分级惩罚模式的手段,解决行刑交叉时更好地落实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问题。     

关于经济犯罪侦查中司法会计技术的运用探讨

司法会计这项技术涵盖了多个领域中的知识与技术,把其运用于经济类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可促进办案效率的提升,帮助办案者确认案件是否立案,还能帮助侦查部门搜集案件的证据、追收赃物等。所以,该项技术对侦查经济类犯罪的执行有重要意义。对当前国内该技术运用于破获经济类犯罪案件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研究,从而给有关人员侦查相关案件提供一定的依据与参照。     

强化内部审计监督，杜绝假帐

2001年8月3日,中国证监会对“银广夏”立案调查,1998—2001年期间,“银广夏”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4962．6万元,少计费用4945．34万元,导致虚增利润77156．7万元;1998年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对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门、负责该公司上市审计及盈利预测审核的蜀都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的查处决定,     

职务犯罪监察管辖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将原来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罪名转由监察管辖,而且也涵盖了一部分原来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罪名,从而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并按照属人和属地管辖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内部分工管辖,突出强调干部管理权限.总体上职务犯罪监察管辖的内外构造符合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要求,但从实务看,职务犯罪监察管...     

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为视角,通过与各国立法进行对比以及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影响因素、立法模式的分析,阐述了我国行政在受案范围上的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以具体行政为对象作为行政诉讼的立案范围的标准,同时,给出了将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内容纳入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的一些具体看法和修改意见.     

从“乌台诗案”看宋代诏狱的司法秩序

诏狱是宋代的一种特殊的司法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审判一些重大案件.对诏狱的审判有一套与普通案件有别的法定程序.“乌台诗案”是北宋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诏狱.通过对“乌台诗案”的梳理,宋代的诏狱有如下司法程序:立案、逮捕、审讯、录问、判决、奏请圣裁、执行.但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在党争激烈的宋朝,诏狱往往沦为派系倾轧的工具,或皇帝、权臣清除不同政见者的工具,而诏狱的所谓“法定”程序也就成为了一种极其有效的合法的政治迫害形式.     

宽严相济政策下探析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程序分流功能,适用刑事和解的阶段越早就越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彻底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应被允许适用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以及执刑的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和刑事诉讼程序形成密切衔接、协调配合的机制。但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应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渤海溢油事件中渔民的权益维护研究

渤海湾溢油累计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域遭受污染,渔民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进而开展权益维护活动。但是,举证难、立案难、高额诉讼费和经济损失评估费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缺陷等原因导致了渔民的权益维护出现困境。为此,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的海洋生态环境受损评估技术标准等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渔民利益和社会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杜绝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浅谈基于校企协同创新的职教基础能力提升研究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职业教育的问题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校企合作对于破解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困难和职业教育的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进一步解决基础性教育不足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以及社会闲置人口就业安排的负担问题。校企合作不仅能够积极利用双方的优势创造有利的职业教育条件,还可以实现学生上学与就业难以对口的问题,这一创新性合作还关系到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探索,也是今后职业教育的主要发展道路。为了实现职业基础教育能力的提升,我们要从基础的立法立案做起,把政府、学校、企业捆绑在一起共同推进,逐渐形成创新性校企合作模式及资源共享的新局面。     

捕权提级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逮捕权是一种最为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原有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均由同一检察院办理,这种"自侦自捕"、"同体监督"的办案机制广为社会诟病.职务犯罪批捕权提级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切实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推出的又一重要改革举措,它引进了外部监督机制,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存在效率上的优势.但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改革,实施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问题和困难.正确认识捕权提级的意义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法理解析与规范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相关规定的合理性

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派生的、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认的一项权力,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在性质、目的、手段和适用阶段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使用“调查”代替“调查核实”,并要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为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引,但也暴露出调查核实权的属性不清、权能不明、边界含混等问题。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良好运行有待从规范层面明确权力的法律监督属性,防止权力不当扩张;将权力运行阶段限定在立案后至提起公益诉讼前,以区别于公益诉讼其他阶段的调查行为;将权力运行的权能限定在核实被监督行为的合法性、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进程,进而实现法律监督,以避免陷入一般监督的误区和克服盲目追求胜诉的实践倾向。     

教师说课花絮

教师说课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教师的专业基本理论功底和知识结构水平,了解本专业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和趋势。二是教师的教学基本功和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基本技能的情况。三是教师对任教专业的课程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作用的认识理解情况。四是教师参加教学基本建设情况：如参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的研究制订情况;选用、编写教材及其辅助教学资料情况;参加实验室建设,承担理论课程教学和实验实训等实践教学的情况。     

关于无名类、历类卜辞中用辞性质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无名类、历类等卜辞中用辞情况的考察,认为用辞后面所附记的刻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验辞;一种是记录施用情况的刻辞,这类刻辞应该连同前面的“兹用”一起都看作是用辞。     

涅槃重生:从行政审判庭到行政法院——以我国行政法院的构建为视角

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步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境,行政审判受到多方干预,为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设立我国特色的行政法院势在必行。本文反思了我国行政诉讼收案量少、立案难、胜诉率低、上诉率高等现实困境,分析了行政诉讼地方化、行政化以及执行难等导致的审判公正性、权威性的缺失,从宏观上以及法律依据、现实条件、人才储备三个方面分析了行政法院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在坚持司法统一、行政审判公正以及审判专业化的原则指导之下,就行政法院的试点和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置行政最高法院、行政上诉法院、行政普通法院及其巡回法庭提出具体构想。同时,在确立有效的裁判执行模式以及诉讼停止执行等运作原则的基础上,对行政审判庭到行政法院的过渡路径进行了探析。行政法院的诞生,必将成为我国行政法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