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摄影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它的著作权主体问题也有其特殊性。着重从摄影作品著作权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著作权主体在摄影作品中的体现。比较2001年10月根据全国九届人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新《著作权法》与修改前的《著作权法》若干条文,提出了将“事实上的拍摄者”与“法律意义上的拍摄者”都归为“原始主体”,与“原始主体”相对应的是“继受主体”,并对“继受主体”分四种情况进行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思考

网络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对人类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了挑战。由于网络上传播的大量信息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所以著作权制度受到网络最为强烈的冲击，著作权制度正在网络环境下经历必要的调整。本文从网络作品著作权归属入手，在明确网络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基础上，阐明对网络作品的侵权责任，并建议建立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以解决网络作品著作权纠纷。     

高校学报著作权的保护

高校学报著作权的主体是高校学报的主办单位,高校学报著作的客体是高校学报，高校学报著作权的内容包括作品刊用权、编辑加工权等八项权利。高校学报应从增强著作权法意识、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积极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方面入手加强自身著作权的保护。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思考

网络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对人类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了挑战。由于网络上传播的大量信息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所以著作权制度受到网络最为强烈的冲击,著作权制度正在网络环境下经历必要的调整。本文从网络作品著作权归属入手,在明确网络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基础上,阐明对网络作品的侵权责任,并建议建立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以解决网络作品著作权纠纷。     

高校教材的著作权问题研究

高校教材著作权权利的归属一直是非常重要但缺乏相应研究的问题。通过对教材基本内涵的分析,探讨了高校教材著作权权利的不同归属,建议把教科书纳入作品的客体进行保护,明确界定教材的定义和分类,对教材的合理使用进行修订。     

民法典体系下著作权权利配置的范式转换

我国著作权法所沿用的“行为设权”的权利配置范式,带有较为明显的技术理性主义的“魅影”和实用主义倾向的烙印,与《民法典》第123条所规定的“专有的权利”之体系价值存在龃龉,并在司法适用中引发了诸多实践难题。为克服“行为设权”范式的不足,应以《民法典》第123条所规定的“专有的权利”为体系依托,充分彰显著作权区别于物权之“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的独特性,对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进行必要修正,实现对权利人的激励从“一元”走向“多元”,同时将降低交易成本作为著作权权利配置的平衡支点,并将以利益为核心作为权利规范表达的基本形式,切实促进权利客体效益的最大化和著作权立法目标的真正实现。     

论健美操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健美操能否成为著作权客体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界大多数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通过对健美操本质属性及其特征的分析研究,同时研究了国际国内有关著作权客体的相关立法,论证了健美操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健美操著作权的具体内容及侵犯此项权利的法律救济。     

技术创新背景下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困境与破解对策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作品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挑战。技术创新背景下,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面临作品传播隐蔽和侵权行为认定难等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著作权立法不够完善、著作权侵权案件界定的合理边界认定不清晰和缺乏与现代技术相应的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破解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困境,可通过完善立法、优化司法保护理念、建构“法律+技术”的综合治理模式等对策来应对。     

制度与文本：《大清著作权律》的历史审视

《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宣告法律文本意义上的中国著作权法正式生成。然而,自该法颁布以来,著作权制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生长。我们通过对著作权制度之“生存土壤”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进行分析,不难找到原因。时至今日,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已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但形式上看起来日益完善的著作权制度却遭到激烈的指责。不过,这种责难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沿用对《大清著作权律》的分析路径就会发现,缺乏尊重著作权的法律文化才是造成中国著作权制度实施现状的本质原因。     

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对教材著作权的保护

在中小学教材著作权保护中,教材是否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教材的著作权究竟应该由谁享有?教材在编写出版过程中(特别是语文、美术、音乐等)要选用大量已发表作品,应该对所选作品著作权人所享有的著作权进行怎样的限制?这都需要我们在法律上加以明确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应从给中小学教材以明确定位、放宽教材编写与出版的著作权限制以及加大对盗版等侵犯教材著作权的打击力度这三个方面来加强我国《著作权法》对中小学教材著作权的保护。     

论网络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网络著作权相对于传统著作权而言,在法定性、专有性和地域性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制度,是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即作者利益与使用者利益、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需要.《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在原则上均可以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但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版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不断产生,合理使用制度受网络技术挑战的程度越来越深.     

论媒体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兼评《著作权法》第18条第2款

五大传统媒体工作人员创作的作品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被新增为特殊职务作品,媒体享有作品的著作权,作者与单位间的利益分配转向“厚单位主义”,这一重大修改显现出过度扩张特殊职务作品客体范围、背离意思自治的基础导向、阻碍《著作权法》的激励机能等弊端。我国同时移植“视为作者规则”和职务作品规则,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构成要件交叉导致二者边界难以界分。应从一般职务作品的定位、增加意思自治规则、优化媒体创作者的奖励机制、明晰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关系的角度完善媒体职务作品制度。     

浅议网络运行中的作品著作权保护

对网络运行中作品的著作权被侵犯的现象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了网络运行中作品著作权被侵犯的形式和原因,并从唤醒社会的保护意识、填补法律空白、借鉴欧美“集体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微信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微信公众账号和微信个人账号转发的文字、图片、视频和录音等是否构成作品,需要根据“独创性”和“可复制性”来判断。微信平台转发作品侵犯著作权人的多项著作权。已发表作品电子化权属于著作权人。电子化权在我国表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的排除,值得商榷。微信平台上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来规制。     

网络时代知识产权利益平衡——以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为核心的解读

网络时代给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法理出发进行考量后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三轨并行”的设计是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应对挑战的可行进路:对原有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以解决传统作品领域的问题;在构建“许可授权机制”的同时引入“补偿法则”进行相互性调整,以解决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与此同时,“知识鸿沟”的出现给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提出如何在“知识共享”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点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论作品的独创性——以文学作品为中心

作品是著作权的重要客体之一,其中有形再现和独创性是其本质要求。《伯尔尼公约》缔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艺术家独创性艺术成果的保护的迫切呼吁,文章试拟在对作品划分为艺术作品和非艺术作品的基础上,着重就艺术作品中的语言文学作品的独创性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具体体现在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主题、情节、场景、角色、结构诸要素方面。     

刍议网络环境下我国的著作权保护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人类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了挑战.由于网络上传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尤其是著作权保护受到网络最为强烈的冲击.文章将对网络环境下我国著作权的保护进行研究,指出网络技术给我国版权保护制度提出的新问题,并介绍网络环境中完善我国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对我国著作权保护的作用,最后简介入世之后我国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情况.     

P2P下的著作权制度之整合--施行非营利性使用著作权补偿金制度

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作品的传送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peer to peer(点对点网络技术)的出现导致个人用户可以未经许可自由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资源,这实际上将削弱著作权体系的激励作用,那么就需要对现行著作权制度进行整合———施行非营利性使用著作权补偿金制度。通过该制度之运作,著作权人得以就网络个人非营利利用其著作行为取得一定补偿金;一般个人用户可以依其消费使用习惯得以利用著作,这才符合著作权制度之价值追求,维持社会之稳定态势,促进文化繁荣。     

期刊编辑出版者的著作权及其维护

确立期刊编辑出版者著作权是对编者权利的保护,是对编辑主体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是对编辑主体积极性的激励。期刊编辑出版者著作权内容包括修改权、出版发表权、摘编权、复制发行权、获取报酬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等。维护期刊编辑出版者的著作权要从强化著作权意识、依法取得著作权人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履行告知义务防止作者滥用发表权,追究法律责任来应对网络侵权等方面着手。     

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

各国立法在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表现、主观特征、处罚等方面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刑法保护著作权上的先进经验和优势对我国现行刑法修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一是应改变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定罪标准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违法复制、销售著作权作品的数量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二是在犯罪成立条件上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只将其作为一项量刑情节;三是在自由刑和财产刑配合适用的基础上,应侧重完善关于罚金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