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利益,实现人权保障,最终实现刑法人道主义目标。应从明确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调解过程、和解结果、和解监督。构建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基于惩罚犯罪分子、补偿受害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该制度苯仅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而且更注重实质正义的时代主题,使得一些刑事案件的处理更好的做到了情理法的结合,更有助于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中的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刑事和解制度建立了一种新的刑事案件解决机制,对轻微刑事案件在受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授权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刑事和解的相关概念;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我国刑事和解存在的缺陷以及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第四部分具体地论述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实践探索。通过运用沟通、说理、赔偿、谅解等方式,创新了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苏州试行“刑事和解”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终于有了"名分"。专家指出,适用刑事和解,一定要杜绝以钱赎刑等司法腐败问题。苏州的刑事和解尝试是对传统刑事司法二元价值的有益探索"打人这件事我真的很后悔,我真诚向被害人道歉了,经济上也给了他补偿,并且还定期去街道接受帮教。"4月9日,在苏州市平江路派出所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吴极(化名)不断解释。     

刑事和解渐入佳境？

如何在体现宽严相济和对受害人实质抚慰精神的同时,避免出现可能的"花钱买刑"乃至"花钱买命"等妨碍司法公正现象的出现,是刑事和解更大范围推广的前提     

试论刑事和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创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和解,它们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和解在价值追求上是相通的。然而,我国刑事法律仅仅对前者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后者。目前仅仅停留于司法实践的探索当中。为此,笔者以为应在刑事附带民事机制的,基础上借鉴、规范和创新刑事和解工作。     

新刑诉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检察实践与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把刑事和解作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性文件、内部工作制度等形式探索开展了刑事和解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并得到立法肯定首次写进新刑事诉讼法。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给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提出了挑战。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理念,正视刑事和解中面临的司法资源不足、和解协议执行不力、刑事和解监督缺位等问题,从观念转变入手,加大队伍、机制等建设力度,积极优化刑事和解的效果,实现新刑诉法的立法初衷。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依据

刑事和解制度早在国外施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国相继引入本土并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我国设立刑事和解制度同样具有可行性,笔者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刑事和解的基础、条件与限度：以刑法为视角

作为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非法学家倡导的产物,而是地方基层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然而,作为理论对实践的响应,刑事和解制度最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热烈讨论．如有学者将其视作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运用,有学者将其视作区别于传统控辩对抗模式和近代公力合作模式之外的私力合作模式．还有学者建议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目与程序法学者热情有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法学者并未对这一制度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不仅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轻重,还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刑法问题,应受到刑法理论的充分关照。本文拟以刑法为视角,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刑法理论．在此基础上．讨论刑事和解的条件与限度．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的刑事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权利一直没有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状来看,寻求适合我国的刑事被害补偿的途径和方案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当和解制度走进中国刑事诉讼法

任何制度在某一国度从萌芽到成熟都会受到种种考验。刑事和解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发挥它作用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我们应该权衡利弊,最大化的发挥其所长。     

刑事证明主体初探

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一直处于泛化的状态，导致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的认定范围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补救——对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缺乏和不完善的。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法律责任体系的合理化建设,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立法趋势。本文,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上,着重从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和国家救助制度两个方面做一客观分析,期待对现行立法有所裨益。     

补偿刑事被害人具破冰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开始在上海试点,六种特困被害人将获政府救助,最高补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救助资金原则上由政府财政统筹。     

明代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

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是一个国家政治需求的直接反映,在古代社会亦是如此。明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的权力空前膨胀,反映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就是皇帝对司法的直接干预和最终决定。     

浅析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构建模式

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形成了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局面。尽管在民事、仲裁方面已经达成了司法协助协议,然而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进展缓慢,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背景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困境,以及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模式应遵循的原则,从而构建出我国区际行事司法协助的模式。     

论医疗纠纷协商和解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这些解决机制都存在不足,势必要引导我们寻找一条更好的途径。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和解应当是快速、有效、便捷的方法,同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刑事卷证制度

中国古代刑事卷证制作完全秘密进行,只有各级官府才有权使用它。刑事卷证是技术化审判的要求,也与中国古代的审判方式、法官责任制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刑事卷证制度中被告人只是被动参与,没有主动性和监督的权利,卷证内容很容易失真,官府审阅卷证后容易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但有利于上级官府对下级的监督,也有利于把法官责任落到实处。     

论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中的宽宥制度

宽宥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阐释了宽宥制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和具体表现形态,并在分析宽宥制度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对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产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