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齐喑究可哀 百花齐放春满园——“对话式”课堂教学的反思

“对话”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之一,已成为讨论新课程教学的惯用话语。一时间,分组讨论与多向对话如胡椒粉和味精一般,做什么菜都要撒一点,结果或出现“万马齐喑”的冷场局面,或出现“众马乱驰”的尴尬局面,就是没有产生理想中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效果,无形中“对话”式教学成了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花架子”,这种现象着实令人担忧。将对话理论引入语文教学并非是为了求新求异,而是要促进语文教学的积极变革,让语文课堂能真正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谈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

诗歌是中华文化园林中的一块瑰宝,在简明整齐的语言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作者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用短短几十个字就得以表达。在我国灿烂的文学史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就是最著名的一位。爱国主题是陆游诗歌创作一条鲜活的生命线。     

淡妆浓抹,各尽其妍——简论东晋南朝山水诗、田园诗与宫体诗

东晋南朝的山水诗、田园诗与宫体诗是同一土壤孕育出的三种形态各异的花，分别以“自然”、“人为自然”、“人本身的自然”成为一种独立审美客体。本文从文化思潮角度论述了三者的共性。又着重论述了山水诗、宫体诗二者的表现形式，以及田园诗的表现形式与时代潮流不合之原因。     

沉郁的爱国诗人 勇敢的民主斗士——试论闻一多的成长道路

闻一多先生从青年时就成为爱国的热血青年，到美国学习，也是日思念祖国，回国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悲愤失望，形成沉郁的诗风，到西南联大后，闻一多开始关心政治，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民主的斗争，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由爱国诗人成长为民主斗士。     

浅析东晋艺术繁盛下诗歌的式微

东晋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相对于艺术的繁盛，东晋的诗歌则有相对衰落之态。原因有：一、东晋文坛吹起的一股玄学之风，减少了文人的诗歌创作激情；二、东晋文人偏安江左的苟且心态，对东晋文学也有直接影响；三、东晋文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诗歌的创作群体缺乏诗性精神。     

东晋佛学思想对陶渊明苦难观和生死观的影响

陶渊明对苦难的本质和原因的认识受到了佛学苦谛说的影响，他虽以儒家的“君子固穷”来标榜自己，同时又明确表示对固守穷节以留取身后之名的否定，陶渊明能做到固守穷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学忍辱度修持方法的影响。陶渊明对待死是豁达的，儒学、玄学的生死观均未达到这种境界，而佛学十二因缘体系所体现的生死观是极为豁达的，但陶渊明委运任化的生死观并不单单是佛学对其影响的结果，同时还受到玄学“乐天委运”的思想的影响，是佛学和玄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东晋诗歌哲理化的三个层次

东晋哲理化诗歌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以诗演理的理语诗,二是缘理赋诗的理境诗,三是引思入诗的理趣诗。哲理化在诗歌中表现的层次不同,其艺术价值和对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研究中对它们应加以区分。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约翰·邓恩诗歌之“异”

约翰·邓恩是名噪一时的玄学派诗歌的开山鼻祖。他的诗歌在当时曾脍炙人口,对17世纪以本·琼生为代表的骑士派诗歌的繁荣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在随后的18世纪,遭到了当时执文坛牛耳者约翰逊博士的强烈批评。文学具有时代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有“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文学与时代血脉相通,所以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约翰·邓恩在漫长的文学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的待遇,这既是时代对文学潜在支配作用的外在显化,也是其诗歌悖理悖俗、独异于世的必然结果。     

一曲淋铃万古心──从渔洋诗看中华诗歌的爱国传统

对爱国诗词的研究，以往多偏重于抗战派和遗民作家，这是中华诗词爱国主义长河的主流。此外，尚有涓涓细流汇入，不可忽视。某些处于异族统治较稳固时期的诗人词家，即使政治上已归顺新朝，但其作品仍会流露怀恋故国、崇尚民族气节、忧患民生疾苦的情愫。本文选择清初诗坛主盟人、“神韵诗”的倡导者王士祯为典型，探析其“折射式的爱国诗”，并从文化学角度作阐释。     

玄学研究的史学维度——试析中国玄学研究史上的“唐长孺范式”

本文探讨了唐长孺先生玄学研究的学术概念,认为在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魏晋思想指称未一的情况下,唐长孺先生自觉区分了清议、清谈、玄学等概念,为学界作了重要的筑基工作。本文推测唐长孺先生对玄学的定义来自汤用彤先生,其治学路线则继承了陈寅恪先生,注重思想与实际政治之关系。本文对唐长孺先生玄学论著中所谓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涉及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政治学三个层面,而以政治哲学为核心。这是唐长孺先生玄学研究的特色,也是与陈寅恪先生观点差异之所在。这种差异来自陈、唐二位先生史观的不同。陈先生从社会史观出发,关注士大夫之出处进退、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唐长孺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玄学的阶级属性,将玄学看作统治阶级门阀士族的政治哲学。     

东晋士族的学习高潮及其成因

在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东晋时期,掀起了一个门阀士族积极学习的高潮。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涌现出大量的知名艺术家,在不同学术和文艺领域卓有造诣,他们重视家庭教育,重视艺术文化的传承。前辈注意培养后代,后代也认真地学习前辈的艺术传统,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推究其因,东晋时期社会的暂时稳定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九品中正制对品、学的要求,都从客观上要求士族积极地学习,提高才学水准和品德修养,拥有文化优势,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门第观念的强化和家族利益的需要又促使其主动地学习和传承家学,从而区别于寒门士族并得以维护家族门第长盛不衰。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积极的学习心态以及独特的家学的传承家学家风造成了各家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决定了各家族命运的盛衰。     

游侠文化背景下的魏晋游侠诗论

魏晋游侠诗的主题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诗人精神追求的符号和象征;二、抒写个人价值的媒介;三、传统游侠精神风貌的讴歌;四、借游侠行乐的贵族生活。这一丰富多彩的内容植根于传统游侠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魏晋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影响。     

略论仕金宋人的诗歌新变

随着入金宋人政治立场的变化,仕金宋人的诗歌不仅在感情内涵方面多表现为一种两难忧伤,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取向方面完成了由宗杜向尊陶崇苏的转变,实际上奠定了金源一代诗歌的走向。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试论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以抚为主；第二阶段是元嘉后期，大规模伐蛮；第三阶段，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对腹地蛮夷加强了征伐。对腹地蛮夷的讨伐是逐渐深入的，从元嘉末年至萧齐末期，以讨伐长江中游的蛮族为主；梁陈则主要征伐岭南俚族。征讨重点的转移实质上就是六朝政府的开发行为从长江下游向中游、再向岭南的梯级深入的过程。     

以陶渊明祭文为例谈东晋士人的文学生命主题

生命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的重镇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伤悼文学的考察,探究其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永嘉南渡以后,正始玄学引发了士子文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崇尚,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动和勃兴消解了东晋士人对生命探寻的困惑和焦虑。他们在山水田园的描摹和亲近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陶渊明是东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祭文体现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已经不同于西晋士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是站在了一定的理性高度上,更具有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东晋南朝丹阳尹述论

东晋南朝丹阳尹作为京畿地方长官,地位关键、特殊,其职掌以执掌军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并参预朝政.选任则无定制,大体以"亲信"任之.而任免权往往把握在秉实权、执大政者手中.就人选情况而言,南人任丹阳尹者远少于北人,并以高门与宗室为主,任免变更频仍.大多任期短促.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