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对监察权力的侵蚀

明代前期,因监察队伍自身的自律性很高,使得明初的监察效率颇高,保障了明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随着明代宦官逐渐走上明代的政治舞台,宦官不仅仅篡夺和侵蚀了内阁的权力,大理寺的司法权力,更使得明代整个的监察权力被侵夺.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宦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监察权力中的司法监察权、军事监军权等各种关系到国家命脉的监察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逐渐侵蚀了整个言官系统.最终,"宦官政治"这颗毒瘤渗入了监察制度的骨髓,也成为了导致明王朝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刺史人选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时期,险峻的白帝城一带乃是三峡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守利害关系到长江上、中游的政局,于总体政治地理格局亦有重要影响。至唐中后期,夔州刺史多由中央官员贬谪而来,乃是峡区地位下降的前兆。而北宋景德以后,峡区中心转移到“滚西”,则标志着白帝城的最终衰落及地区政治、军事功能的大幅度降低。白帝城与“滚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治所城市模式：军政要塞式与经济、行政功能兼具式,峡区治所在两者问的迁移可以说是“唐宋变革”在中国腹地的具体表现。     

明代《顺德府志·艺文志》的文化价值

明代顺德府为直隶八府之一。嘉靖和万历时期纂修的《顺德府志》中都辟有《艺文志》专章,是当时顺德府的文献和典籍集合,为我们了解明代中后期顺德府的典籍流传情况,以及汉代以来顺德府的学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两种《艺文志》所收录的文献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体现了明代国家和顺德府本地在思想、政治、习俗、社会面貌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些信息,对于推进明代历史和区域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政分府

军政分府在清末民初地方建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根据不同派别在建立军政分府中的作用,可以将其划分为以资产阶级下层激进派为主导推动,以资产阶级中上层温和派为中坚发起,以地方军政官员为首的保守派改组三种类型。分府的组织机构和职权表现出与军政府极为相似、二级机构名称多种多样、军政长官高度集权、军事地位更加突出等特点。基于此,它和军政府的定位出现了隶属于省级军政府、其他分府、湖北军政府以及与省军政府并立等四种关系。其中,前三种关系体现的主要是服从、互助,为辛亥革命深入发展彼此应援;第四种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倾向,甚至暗含了些许矛盾斗争。所以说,军政分府的"分"字体现得更多的是革命道义和基于传统的统辖心理、统辖关系,而不是制度规范上的主动认可。1912年8月底,各地军政分府遵令取消,地方政权转型初步完成。     

刘六、刘七起义军进攻上蔡问题试探

刘六、刘七起义,是我国明代中叶爆发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自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在河北霸州一带揭开起义的序幕以后,形势发展很快,旬日间众至数千,屡败官军,势不可挡。从正德六年六月起,开始分兵两路作战:北路军由刘六(刘宠)、刘七     

军事社会学视域下的戚继光与戚家军——兼论倭乱期间东南兵害成因及其治理

倭乱期间,东南募兵制推行与省镇营兵制建置过程伴发的严重兵害问题,是明代结构性社会变迁在军事领域的突出表征。戚家军一反募兵为害常态,成为“堂堂节制之师”,成为揭示国家在军事领域因应社会变迁的典型案例。通过军事社会学视角考察后发现,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军事改革家顺应了明中后期军政管理与军事指挥体系的重构进程,妥善处理了军政关系,为克服体制弊端、发挥个人才能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顺应了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主要从户籍、粮饷、功赏等核心要素入手,通过拣择兵源、严控兵籍、足额粮饷、及时赏功等,成功地预防与抑制了兵害现象,创造性地解决了户籍管控弱化、社会群体复杂化背景下,利用募兵制建军与治军等基本问题,为后世管控与运用募兵武装提供了直接借鉴。     

刘裕霸府政治述论

刘裕依靠京口集团的力量,击败桓玄,恢复名义上的东晋统治,实际上,刘裕确立起霸府统治,控制东晋的军国大权,东晋皇帝成为傀儡,东晋的朝廷机构形同虚设。刘裕的车骑将军府、太尉府、相国府、宋国机构是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     

明代福建瘟疫述论

明代福建瘟疫的分布,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均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从空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邵武府、福宁州和福州府;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集中在成化、正德和嘉靖年间。福建各地多发的水旱灾害、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战争和社会习俗等都与瘟疫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面对频发的瘟疫,福建社会开展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学士李东阳简论

明中叶大学士、内阁首辅李东阳历经景泰、天顺、弘治、正德五朝,在明中叶,尤其是弘治、正德两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明代宦官之祸甚于汉唐。武宗正德时的宦官刘瑾更是权倾朝野,而此时正是大学士李东阳任内阁首辅。李东阳因循委蛇,和刘瑾周旋,虽遭一些人的误解,但对匡救正德腐败政治大有裨益。本文拟就李东阳与明中叶政治略论之。一李东阳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六月九日,卒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字宾之,茶陵人(今湖南茶陵)。幼聪颖,四岁、六岁、八岁时被景帝三次召见,抱置膝上,赐果钞,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     

李逊《安庆府志》考述

安庆府志在明代凡四次纂修,嘉靖间知府李逊所主修的《安庆府志》即是其中完整的一部。此志自明迄今公私书目虽有载录,然或因载录者之疏漏,或因承袭旧讹之不察,在载记其纂修与刊刻时间时颇多讹误;有关该志与正德志之间的承继关系及其对正德志所做诸多厘正完善之功亦语焉不详。对此进行考辨梳理,很有必要。     

永州历史地理沿革

永州是一座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城。 永州,南联九嶷群峰,北倚衡岳余脉,“列嶂拥其后,重江绕其前:”地处湘、桂、粤之交,镇西北,控百粤;地理形势十分重要。因此,自秦汉以来,永州逐渐成为历代郡、州、路、府、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     

金蛇狂舞一草颠──祝允明自作诗草书卷评介

明代书法，以行草成就较为突出。中期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三家为代表，而三家之中以祝氏为最。祝允明的草书被誉为“明代草书第一人”。论者评日。“技山草书天下无，妙酒岂独雄三吴！”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核山，因右手六指，自号核指生，长刘（今苏州）人。明弘治五年（1492）举人。正德九年（1514），授广东惠州府兴宁县知县，嘉靖元年（1522）转任南京应天府通判，而有“祝京兆”之称。祝允明工于文章，尤擅长书法，五岁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诗文有奇气，对客挥毫，于言立就。与唐寅、文征明、徐份卿…     

明代晋北边关护木研究

在明代,晋北边关一带属于九边重镇地区之一,由于社会对木材和土地的需求量增大,这一带的森林是不断减少的。森林一但被毁,北部游牧骑兵容易入关。为此,边关将帅、地方官员,上奏皇上,请求下旨,保护边关森林。为了加强森林的防御功能,在明中后期,朝廷令边关军民建设人工林。     

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

一辽东的建置、开发明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辽东,东起鸭绿江,西抵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达开原,包括现在辽宁西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明朝建立以后,继元朝的统治,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辽都卫,六年置辽阳府县,八年改辽东都指挥使司,二十年革所属州县,置定辽中等二十五卫,永乐七年(1409年)又置安乐、自在二州,隶山东布政使司。明朝的地方政权机构,布政使司以下是府州县,独辽东属山东布政使司,不设置府县,专以辽东都指挥使司领卫二十五、州二。都司卫所是明朝的军事组织,都指挥使司是地方上的最高军政机关,掌握一地的军政屯田事宜。辽东地区不设置府县,专以都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代的厂卫、太监干预司法

明代由于封建专制皇权极度膨胀,皇帝集政治、军事、司法权于一身,在明朝中后期便形成厂卫、太监干预司法的特色。厂卫、太监通过在审判监督权和最终裁决权方面侵夺三法司的司法权。     

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

笔者十数年前在研究明代中后期区域社会变迁时发现,江南地区在天顺、成化年间即发生变化,较之其他区域早六七十年的时间.及至正德、嘉靖时期,江南之外的其他大多地区也开始发生类似变化,而在这同一阶段,江南地区又步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

要在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中取得突破，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无疑是最佳切入点。在这一特殊时期，武宗朝遗留的五种政治力量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其中内廷势力和阁臣迅速走向联合，主导了政局，顺利地完成了皇权的移交，其功绩值得肯定。然而他们又与武宗弊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尽管杨廷和等人利用皇位空缺时期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官集团，但在对洪武以来形成的政治危机进行改革的时代要求下，他们作为旧时代的象征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历史的必然。     

朱元璋的集权与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

朱元璋集权政治在明代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的侧重肯定,有的偏重否定。肯定之处,多趋一致,而否定之点,则各说不一。但是,无论肯定与否定,都有比较一致的倾向,即十分注视明初集权政治的当时影响,面忽视明初政治与明中后期政治的直接联系。或者认为是“人主童昏”、“主昏臣暗”,或一般地论证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现象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解说并未找到明代中后期政治十分混浊、腐败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意欲把朱元璋的集权与明中后期的政治联系起来,探讨一下明初集权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探索一下明代中后期政治十分腐败的根源问题。     

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地认为明朝的都司(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皆为军事组织或军队编制,纯属军事活动的范畴。其实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其时的都司、卫所,特别是辽东等九边的都司、卫所,除了具备军事性质之外,还兼有其他各地府、州、县等衙门的一般行政职能。本文就是要通过对明代辽东卫所的分析,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认识辽东镇之卫所的军、政合而为一的特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