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士子在台湾的影响研究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随即在台湾推行科举制,科举制的推行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意义重大。取得功名的科举士子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成为士绅阶层的科举士子积极参与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台湾文教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繁荣。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论科举经济的影响因素

科举经济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情势、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科举考试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加剧、科举考试利益影响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导等广泛内容。科举规模的扩展和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扩大了科举考试的经济需求;科举利益驱策和政府政策宣导,进一步刺激了科举考试的应试需求。宋代以降相对宽松的社会商业政策则为科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清代江南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在清代,江南宗族组织对族人的管理和控制、维护宗族对族田的土地所有权、倡导与实践完纳族田正赋和国课、进行族中济贫和宗族保障、配合政府进行大规模水利修复工程、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控制等,从社会基层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虽然宗族活动也呈现出与政府不相协调的一面,但清廷选择宗族组织作为控制江南乡村社会的主要辅助力量,保持了江南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清代科举考试对旅游的影响及作用

清代科举取士,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读书人奔竞于科举之途,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流动,形成了浩荡的士人漫游队伍。士人们凭科考和试差之便,出游名山大川,踏访名胜古迹,并留下记游文学作品。由科举引发的旅游活动,对清代及当代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母亲受教育状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分析

科举考试是科举时代促进社会流动、重组社会分层的工具,教育是士子获得科举成功实现代际流动的最重要条件.从清代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看出,母亲是家庭启蒙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对士子科举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家庭出身可以判定母亲的受教育状况.统计分析显示,母亲受教育状况对清代科举人物的考试成绩有影响.     

清代科举考官赵光的浙江旅游文学管窥

清代科举考官赵光,在浙江任学政一职为期三年,期间多次踏访浙江山水名胜,写下不少旅游诗文.对赵光在浙江任学政期间写下的旅游诗文进行挖掘与呈现,并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梳理,分析其旅游文学的价值所在,以期能更好地提升浙江山水景物的文化内涵,丰富中国旅游文学.     

清代宗族组织调处的社会效力

宗族组织在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司法权上实行有限度的自治。清代宗族调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体的调解程序、调解原则,并以和息议约合同形式留存下来,具有很强的约束效力。清代宗族组织承担了大量对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任务,通过对大量民间纠纷的调处,达到了维持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论清代宾兴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

清代宾兴是由社会捐资或地方官拨款创设的专门资助科举考生的公益性考试基金。由于其与清代科举与教育的紧密联系,清代宾兴具有典型的教育属性。它为科举考生提供经济资助,因而具有典型的公益性。它在创设之初往往需要详准立案,派遣专人或公举董事进行管理,采取田租、店租以及银钱生息等形式进行资产增值,因而具有典型的基金属性。宾兴以其在清代全国各地的广泛分布与不断发展成熟,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中捐资兴教的典型公益活动。     

清代江西宾兴组织探析

清嘉庆、道光时期,各地兴起了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即通称的"宾兴组织"。江西宾兴组织颇为发达,其资产的来源一般有官拨产业、士绅捐资、商人捐资、大众派捐等形式。但宾兴资产多用于增殖,即以生息银钱资助士子,其方式主要有置产收租、发典生息两种。地方士绅在宾兴组织的设立和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宾兴组织的涌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方式出现的某些变化。     

清代四川茶叶与乡土社会简论

欲认识乡土社会,茶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新角度。清代四川茶叶与农民生计关系较大,见证了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常态与病态。通过川茶,部分农民为一些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此而生。茶叶为农民与商人的分工创造了机会,又成为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商人对川茶贸易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陕商、徽商地位突出。茶叶与部分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官吏等相联系。它还是城乡社会风俗的显著因素之一。川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将引起进一步关注。     

清代女性词社初探

清代是词学和词社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女性词创作的高峰期。清代女性词社是清代词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所论及的清溪吟社、顾春社等女性词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和创作面目,为清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清代乡地职役人员问题考辨

清代乡地人员的设置大致分为"基层"与"地方"二级,村、庄等自然聚落一般设一人或数人,"地方"一级或为"独任制",或为"合任制"。乡地人员应充须具备"家道殷实"等条件。充任"地方"需要经地方推举、官府传验、批准等程序;基层乡地人员应充的基本形式为轮充、推选和"地方"选派,此外还存在代理、私授、朋充、霸充、差役点充和绅士指定等非常规形式。州县官府通过建立担保、点卯、请假、退役、失职和违法惩处等制度对乡地人员进行管理。乡地人员作为"职役",一方面相对于普通民人是一个权力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官府视为较普通民人还要卑贱的奴仆。在乡村社会中,乡地人员有时充当"领袖"角色,办理本地"自治"性事务,承担一些重要社会职能。清代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官府与乡村、士绅与普通乡民以及其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乡地人员往往会陷入这些矛盾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官府"要将自己的统治机制深入乡村社会,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不肯设立理性化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了保证"官治"的权威而不肯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制度,因此只能借助私人势力、社会势力来履行公权。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导致整个统治机制的腐化和经济社会的危机。     

清代江西宾兴组织的兴起述论

明清时期,卷资、赴考旅费等为士子们的重要开支。清代政府的直接资助限于会试士子,对乡试士子不予资助,资助会试士子金额也有限。清嘉庆、道光时期,各地普遍兴起了＂宾兴会＂这一科举会社,通称为宾兴组织;江西的宾兴组织颇为发达。士绅控制的科举会社组织于清中期的兴起,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社会经济结构和控制方式出现的某些值得注意之面相。     

明代公益性助考基金述论

明代公益性助考基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附属于儒学田产内专门用于帮助本地考生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经费,一是相对独立的专项公益性助考基金。明代已经出现了以"宾兴"命名的专项公益性助考基金,成为清代宾兴的发展源头并具有借鉴意义。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莫理循《中国风情》一书中所反应的清末西南社会

1894年2月至5月,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旅行,著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名为《中国风情》）一书,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该书从客观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晚清四川和云南两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诸如鸦片的普遍种植、官吏的颟顸腐败、乡土社会的凋敝、边疆军备的废弛、传教士和外籍人士在西南的事工、民众对现代化设施的破坏等等。莫理循还在书中提出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对认识晚清西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都有启发意义。     

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