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整合的基础

关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社会整合是提升社会融合程度、达致社会和谐统一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需要强化社会整合功能,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重新整合和建构。建设这一系统工程,首先要从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和机制入手,构建起全民利益共同体和全民价值共同体,以及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打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基础论”的大学英语教学本体观述评

"基础论"的本体观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体现在历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以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出现了"语法词汇为本"和"阅读为本"的教学偏差。个中原因错综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部分专家学者的坚守,也有学生水平的局限,更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反拨。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自主化、个性化,从共核英语教学的"基础论"走向专业英语教学的"基础论",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应然之路。     

论和谐社会与法治基础的构筑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法治建设要立足本土环境，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中国的法治建设关键在于培育和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     

论和谐法治观

和谐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思想传统和价值目标,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人为本和谐法治观的确立,既是法律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论职业教育“根基础”课程观的基本特征

根基础课程观不同于建筑模型的课程基础观,它是生物学导向的课程观,是职业教育课程基础观的一种样态,具有动态生成性、内在整体性、持续共生性、过程开放性的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形成的基础

法治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与结晶。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现代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长,为法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形成的基础

法治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与结晶。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现代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长。为法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青少年的民主法治观教育

民主法治是公民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进行政治观教育必须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民主包含五个层次的含义，即民主性质，民主形式和民主运转，对青少年进行民主观教育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对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青年学生进行法治观的教育，关键是要树立他们的宪法观念和依法治国观念。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论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观及其中国化历程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溯本求源、开拓致思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思想。从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到追求和谐的愿景，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到和谐世界的吁求，和谐世界思想层层推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法治政府

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是着力建设法治政府,一个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法治政府应当是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公开透明的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司法监督、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体制、提高公务员的法制素质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政治文明、依法治国与法律信仰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不仅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制体系,还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基本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是法治化进程的精神动力,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培养法律信仰的基本路径包括:破除权力本位,树立法律权威;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疏通从利益需求认同到法律价值认同的渠道;完善赏罚机制,促进司法公平.     

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

中国古代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并不能就据此简单地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谕旨作为君主的命令和意思表达,在中国具有最高的效力,它与律法一同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影响。虽然谕旨可以是律法的补充和解释,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对法律起着破坏性作用。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对权力是一种制约,但这种制约在政治权威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人们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寄托于个人,于是出现了“清官政治”的概念。作为地方政治权威典范的清官政治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值得探讨的。     

儒家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在政治领域始终倡导“德治”，“法治”只是其辅政的手段。这一文化资源与西方“法治”传统构成对立的文化价值系统。总结对比中西“德治”与“法治”的根源及其现代意义，是本文之主旨。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论韩非法治主义的政治文化内涵

韩非法治主义是综合诸子思想并有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家思想传统。“法”是理解其政治文化内涵的关键。如果以儒家政治思想为间接的对比参照,从理论层面分析“法”在成文法规、行政功能、刑罚性质等方面的内在特征及其影响,那么就能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的缺失,个人私有权和个体意识也就难以得到良性发展,这是法家的症结。     

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之于中国和谐法治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相对完整的法治理论,其法治理论涵盖了法治的内涵、实施法治的根据与法治的具体实施手段等内容,成为西方法治理论的主要历史渊源。以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为背景,结合当前的和谐社会理论,阐释当代我国法治的理念及其构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略论法治信用

信用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它既涉及平等关系领域也涉及从属关系领域。现代法治的建构并非依赖法律信仰而取决于法治信用的建立，但法治信用的建立不能建基于强制或欺骗之上，而应着眼于人类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法治与法治信用的建构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和谐文化语境下法治文化的伦理路径

和谐文化引领与支撑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法治文化与伦理文化是和谐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弘扬法治精神与培育法治文化理念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必然选择;自由、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引领着伦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而伦理文化则以其丰富的资源与深刻的内涵支撑着法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立法的伦理形式、司法的伦理适用与守法的伦理机制是法治文化的主要伦理路径。     

浅论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法治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宗旨都是保障权利、限制权力,因此,建立法治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本文主要阐述了法治体系的完善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所起的重要的作用,如何在保护权利的同时限制权力,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