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违约中的利益衡量

对效率违约进行利益衡量,首先必须从立法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包括对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安全等法律基本价值之间的衡量,而从司法层面则应注重成本与收益、效率违约人与非违约人以及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后通过在个案中对效率违约进行认定,才能实现立法与司法对效率违约的合理规制。     

经济分析方法与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目前中国法学界关于利益衡量理论的研究非常混乱。我们认为,利益衡量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的、适用于规范之间冲突的一种法律方法。利益衡量面临的困境是,其主张者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进行利益衡量的标准。法的经济分析利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问题,即对法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法官进行的利益衡量实际上也是一个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论证的过程。因此,经济分析工具是利益衡量的有效标尺。但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利益衡量并非无懈可击,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试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衡量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多元利益共生于同一场域,共同争夺着稀缺的资源,面对利益冲突,立法资源的博弈也明显突出。因此,当代我国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论民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又称利益平衡，它和价值衡量密切相关，可分为法律制度层面的利益衡量和司法层面的利益衡量，民法即是一门利益衡量的艺术和学问，其目标指向正义。同时，民法中的利益衡量又须遵循相应规则，以避免主观、随意而达到客观、科学化的目标。     

利益衡量中利益的界定

利益衡量中利益如何界定直接关系到法律的运行的统一性、平等性和权威性,并且造成了“利益”与“价值”混淆的情况。利益衡量中的利益就是利益是人们在社会关系,当然包括法律关系中所做出的行为而追求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     

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的利益衡量

环境污染损害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做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的利益衡量是"可持续发展"这一环境法核心价值理念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必然要求和直接体现,对于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的利益衡量

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权益的平等保护以及在特殊情形下对受害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是侵权行为法中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应当是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中国国际私法有关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利益衡量应体现这一基本原则。     

论利益衡量原则的实践进路

虽然不少法官对利益衡量概念和运用没有完整的和系统的认识,但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运用却十分普遍。利益衡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作为,该方法在实践中的操作和规范并未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关注。为此,本文利益衡量的构成要件以及实践进路进行分析,以期对开拓利益衡量思路、规范利益衡量程序有所裨益。     

司法裁判视域中的利益衡量论略

利益衡量应当是法律适用中的普遍方法。其基本的思维路向和操作模式是贯通事实与规范以及在规范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进行比较。尽管可能带有不确定性,但确定性只是人们对司法抱持的价值期待,而不是司法的本真属性。裁判的妥当性和个案公正,既是可欲的,也恰恰是利益衡量所追求的。     

浅议效率违约

如果违约方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向非违约方做出履行的期待利益,法律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赔偿对方的损失而不履行合同,此即效率违约.在坚持契约自由的前提下,当事人只有在符合效率违约的适用条件时,才能行使不履约而赔偿守约方损害的选择权.效率违约理论顺应时势把经济学的效益原则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合同法领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我们健全和完善违约责任理论、逐步实现从强调实际履行到以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并重的转变,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模式.     

论效率违约

效率违约作为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观点之一，突破了传统违约理论的范畴。实际履行原则的限制使用和合理预见规则的适用。使效率违约成为可能。效率违约理论对效益价值的青睐有一定的正当性。     

论利益衡量在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通过一个侵权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利益衡量规则的适用问题,主张将当事人的具体利益设置在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层次结构中予以考量,以利益衡量来弥补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具体个案举证责任分配中的缺陷,以追求个案中一种实质公正的分配结果。     

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中的利益衡量机制及其启示

建立一套科学、民主的利益衡量机制,是缓和土地征收矛盾的重要途径。经过数十年的土地征收立法改革,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中的利益衡量机制得以不断完善。其具体内容包括:确定土地征收所需衡量的三种利益、以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形成利益衡量的阶段性构造,以及在土地使用规划与土地征收中吸纳公众参与。虽然在政治制度与土地制度方面两岸存在不少差异,且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中的利益衡量机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我国大陆地区完全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正向或反向的启示。     

民法一般条款适用之利益衡量

法是表征利益的产物,法律适用是利益平衡与分配的技巧,一般条款其适用要通过价值补充等方法将道德标准具体化为可以适用的具体的司法裁判的依据,在此过程中,利益衡量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本文以诚实信用和善良风俗为例,来讨论民法一般条款适用中的利益衡量问题。     

抵押物转让中的利益衡量与制度构建

我国法律在抵押物转让问题上呈现出禁止转让、限制转让、自由转让,最后回到禁止转让的圆形轨迹.由于我国抵押权的客体与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差异较大,德国、法国、日本等民法典在此问题上的规定都显得捉襟见肘.我们必须在动产、不动产二元前提下重新构建抵押物转让制度,即凡是已经登记的抵押物,抵押权具有追及力,凡是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物,受善意取得制度之保护,抵押权人只能就抵押人转让所得价金行使物上代位权.已登记抵押物的受让人和未登记动产抵押物的非善意受让人,可以通过替代为清偿和代价清偿两种制度消灭其物之上存在的抵押权.     

高校学生权利保护:基于利益衡量的分析

利益衡量是法官判案的一个重要方法,也适用维护高校中学生权利。但是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法解释方法论,因此要界定高校学生权利主张中涉及到的不同利益,即学生利益、学校利益、制度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分析这几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权利主张中的利益冲突,维护学生正当权利。     

利益衡量:行政补偿的制度功能

公共利益的引入使财产权具有了社会性,它为公用征收权力的存在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使之成为一项普遍的宪法制度和政治实践.财产权神圣观念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财产权任意地施加限制与剥夺,只是在承袭近代财产权保障制度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征收补偿制度的建立才具有了客观依据.事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价值判断的做出只有建立在对二者公平衡量的基础上,方能真正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就是该大背景下的关键一环.     

电信服务合同中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以中国移动合同违约一案为例

电信行业垄断造成的体制惯性在一些方面仍侵害着广大消费者的权益.随着经济、社会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近年来规范不合理的电信服务业务有了可行性.本文以中国移动合同违约一案为例,探讨电信服务合同中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问题,对如何更好地完善电信服务业务进行相关法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