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大碗汤”——对智性写作的另一种估价

在研究中国当代作家时,曾有一个发现:对于一个作家,他想写什么并不是他写出什么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他能写什么。就如散文大家杨朔,他走的“把散文当诗写”的路子,不但是因为他爱那样写,而且还因为他早年是研究古典诗词的;而另一位散文大家秦牧,他从小爱研究接近大自然、动植物,爱看各种博物知识,所以他能把散文写成“谈天说地式”的。杨、秦的风格不能互换,不仅是他们不愿意,其实更是他们不能。作家的风格缘于他的美学追求,其实更缘于他的知识结构的局限。现在评论新生代或“后先锋文学”的论者,称赞他们饱读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著     

“通讯式消息”的由来

什么是通讯式的消息?顾名思义,就是看起来像通讯的消息,也可以说是用写通讯的形式写的消息。通讯式的消息,我有时也叫它消息式的通讯,也就是用写消息的办法写通讯,这种通讯看起来很似消息。这就是我对这种新闻体裁的“土解释”、“土定义”。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白庆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来概括通讯式的消息:“总而言之,它是用消息和通讯的两种文体交叉的写法写作的新闻文体。它既有消息主题的客观性、严肃性,又有通讯的灵活多样、丰富多彩性。”他还称赞说,这是我在新闻体裁写作方面的突破和创新。这种赞扬让我有些汗颜,因为这…     

采访写作中的“换镜头”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和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合作写一篇通讯。他在修改通讯的时候,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写通讯要学会“换镜头”;现在有些新闻通讯写得呆板,一个重要原因,是     

『无情未必真豪杰』——我写《彭真回乡记》

19８６年６月，我采写了长篇通讯《彭真回乡记》刊登在《?望》周刊上，有些报刊觉得写得不错，全文加以转载。几个月后，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看到这篇通讯后，又指令全国各地整党办公室印发此文，要求各地党委组织广大党员阅读这篇文章，学习彭真同志的伟大胸怀，因此又有许多报纸转载了此文。１９８６年５月下旬，彭真委员长到山西视察工作，我作为新华社的记者随行采访。细想起来，当初采写这篇通讯时，我确实是有些思想活动的。首先，作为彭真同志回乡探亲的随行记者，我被他老人家的伟大胸襟和高…     

努力做富有的记者——读孔繁星的诗集《童话的土地》引发的思絮

他是记者。他是编辑。他是诗人。他,就是至今仍坐在河南省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稿件终审椅子上的孔繁星同志。早年,我曾是他的部下。我下乡采访前,听过他的亲切教诲;我写的稿子见报前,经过他的删削润笔;他采写的许多消息、通讯,给过我不少营养。现在,我捧读他的诗集《童话的土地》,被那如画的意境陶醉着,被那如火的诗情燃烧着,被那人生的感悟启迪着……对于他的诗的思想内蕴和艺术特征,诗人王怀让已在其序文《诗的生命意识》中,作了中肯述评。我要讲的,是孔繁星同志用自己的实践提供的“记者·编辑·诗人”这个命     

写新闻还是写通讯

经过认真的采访,了解、掌握到许多材料,跟着就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写什么?是写新闻,是写通讯,还是写文章?……给报刊写稿,究竟运用什么体裁形式来写,本来应当根据材料的内容、价值和当时宣传的需要来考虑和决定。可是,有些写稿者往往不是根据这个前提来考虑,而是根据个人好恶、个人欲望来写。结果常常把应写新闻的写成了通讯,把该写通讯的写成了其他体裁。当前,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有人热衷于写大块头的通讯,不愿写新闻.非写新闻不可时,就把好材料搁在一边,留着写通讯。而把意义不大的材料,写在新闻里。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同志重视通讯,而不大重视     

怎样写通讯(二)

关于人物通讯的写作(上) 人物通讯是以写人为內容的一种报道,也是通讯体裁中运用较多的一种写作。它同人物消息写作的区别,主要是用较详尽而形象的文字,描述人物的活动及其事迹,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或性格特征,从而使读者受到感染或启迪。从报道的内容来说,人物通讯可分为个体人物通讯和集体人物通讯。所谓个体人物通讯,即报道一个典型人物的事迹。比如,穆青等同志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见《中国优秀通讯选》(下)211页],集中写焦裕禄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后,带领全县人民为改变这个灾害连年的贫困地区面貌而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感人事迹,反映出一个优秀干部     

寻找事迹与时代需要的契合点——穆青人物通讯主题提炼的启示

穆青同志写的人物常常给人以特别的感受,就好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某个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有一种“就是他”的惊喜感。 这种效果,这种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针对性的效果,固然与人物事迹本身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依据人物事迹材料所提炼出的主题。穆青同志人物通讯主题提炼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他的人物通讯的主题是怎样在充分地程度上适应时代的需要,传达出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呼唤? 以“三个洞悉”为前提 宏观把握人物的典型性 穆青同志在谈他的人物通讯写作经验时,提出“三个洞悉”的要求,用以作为认识和判断人物典型性的前提和依据。这“三个洞悉”是:     

郝治平同志关于出版《罗瑞卿诗选》的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逝世以后,报上发表了他的遗诗,深受群众欢迎。四川人民出版社立即向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同志约稿,任白戈同志也给郝治平同志写了信。郝治平同志八月二十六日回了信。九月十七日他们已收到罗瑞卿同志遗诗二十一首、遗照三张、手迹两张,力争尽快出版《罗瑞卿诗选》,以纪念罗瑞卿同志。下面是郝治平同志的信:     

有故事 有见识 有文采 言论写作之心得

一般说来,记者是吃消息饭的,偶尔写写通讯、特写,也就算是尽职尽责。你要再叫他去写言论,他就有些勉为其难,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是记者,不会写言论。再说,言论也太难写了!     

重庆新民报的延安通讯

抗日战争开始后,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邓友民到延安去了。邓和报社一个与友民要好的同志,邀请他给《新民报》写通讯,他表示同意。《新民报》由南京迁到重庆复刊后不久,原在报社工作的胡迦彤(宋迪夏)同志也去延安,报社负责人和与胡有关的人,又要她写通讯,她也同意了。还有报社的其他同志,也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同志写稿,都乐于接     

难题出佳篇——重读华山的通讯《我们还要回来的》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华山同志是以写战地通讯著名的。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东北战场通讯,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军撤出承德,华山很快就写了《我们还要回来的——承德撤退记》。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头条地位刊出了这篇通讯。今天重读这篇通讯,我们好象又回到了那内战阴霾笼罩中国上空的年代。从写作角度看,战争题材,进攻易写,撤退难写。然而难题出佳篇,华山恰恰成功地写了一个难写的題目。正如马铁丁一九六○年为华山的《远航集》写的序言中说的,“我们还要回来的”,“好象一个金属的锤子,轻轻地在读者心弦上一击,立即引起了共鸣。”     

詹国枢说新闻写作之四——有故事 有见识 有文采 言论写作之心得

一般说来,记者是吃消息饭的,偶尔写写通讯、特写,也就算是尽职尽责。你要再叫他去写言论,他就有些勉为其难,连连摇头说不     

通讯写作的"内核外延法"

目前,报纸上通讯类文章是数量最大、堆积最普遍的体裁,各种专版、专访无不以通讯的形式面对读者。然而仔细阅读却觉得很多通讯没有通讯的滋味,倒是像小说,或是散文,间或还有些像信息集粹的东西,感觉比较杂乱。在不少人眼里,通讯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通讯无定章,想写多长写多长,成了对通讯的新定义。也因为“好写”的原因,有些人在材料在手的情况下,究竟是用通讯还是用消息来写都快弄不清楚了。首先,通讯和消息到底有何区别,如何写,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选择用消息还是用通讯也应当有一个适合的标准,尤其在使用通讯时,应当包含的内容要弄清…     

用一个事例写典型

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张把通讯写短,并提出人物通讯最好只写其生平的一个最具特色的事例,所举的例证是《史记》中的曹沫传。但有的同志说,《史记》里那样写可以,报纸上那样写不行,只写一个事例太干瘪。撑不起来。我仍然坚持人物通讯“只写一例或数例”的主     

我和王匡的《西瓜兄弟》情谊

近年和王匡同志见面,他总说起拙作《西瓜兄弟》,说得如此认真、诚恳,使我感动。《西瓜兄弟》这篇短通讯,是我在战争年代写的,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有些报刊在刊载此文时,把作者误标为“王匡”,使他感到不安。其实,1947年9月25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此文时,广播员说得很清楚,作者是“解清”,“解清”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用的笔名,它是取解放日报和当时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的。写《西瓜兄弟》是45年前的事了,如果不是王匡     

写出好稿无捷径 得来全凭下功夫

写新闻通讯的同志总想稿子写毕,能见报,能播出。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有些稿子虽花了些精力,结果报废了。原因除了有的稿子失去时效,大部分是由于采写粗糙、质量不高造成的。初学写稿的人,写几篇不见采用,就心急起来,总想向老通讯     

这是一次自我考试

前些日子,碰到上海新闻界几位关心我的同行,他们不约而同地问我:“老王,你是不是去过美国了?”我在感到奇怪之余,如实回答:迄今为止,我从未去过美国。这些同志是在看了我在1985年9月27日《上海政协报》上发表的通讯《顾维钧在纽约》和我在1985年11月9日、19日民革《团结报》上发表的近四千字的长篇通讯《乡思缕缕情悠悠——老外交家顾维钧在纽约近事》之后,想到有些细节的描绘,象是作者采访过顾维钧本人,因此猜测我是否去过美国。 1985年10月,《文汇报》驻美记者张治平同志为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而写的纽约通讯中说,他曾多     

“压力大 跳得高”——冯英子的读书体验

老新闻工作者冯英子同志年已古稀,他学习和工作的劲头,却不减当年。 1932年,他参加了新闻工作。1937年,经范长江同志推荐,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报界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经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中有人要给他参谋街头,聘他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和《和平日报》经理,他都谢绝了。最后,他毅然去香港,在夏衍主办的《周末》报工作。1953年回上海后,先在《新闻报》后调《新民晚报》工作。他擅长写通讯,也擅长写杂文。前几年,他参加全国记协组织的“长江行”采访活动,写了一系列生动的通讯,汇集出     

张友渔同志当年写社论

张友渔同志在1949年以前有三十年的新闻生活,写下了大约有一千万字左右的新闻、通讯、杂文和社论。他从1918年开始给报纸投稿。在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以写新闻为主。1923年到北平上大学后,以写杂文为主,并作了大量编辑工作。1930年以后,他几次因国民党逮捕,经党组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