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     

论金代女真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

女真族在与汉族杂居、通婚、交往的过程中，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都被汉族所吸收，但这种吸收是以物质文化和习俗文化为主，并以民间交流为介质，吸收的程度也呈现由北及南的不均衡分布。     

论宋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

中国叙事文化学学科内涵涉及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三个层面,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予以理论定位,设定操作指南。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尤其是广义叙述学之间有其异同与关联,明乎此,则可明确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属性定位。     

论梁宗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梁宗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然而社会对其学术地位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通过文学史的追踪，可以发现他在现代文学领域具有卓越的贡献，他既是现代诗坛的旗帜性人物，同时又是文学翻译界的大师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先锋。     

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深层面的意义在于：它率先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文学的批判与否定,这使它首次走在政治的前面,这表明了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尊严的树立、自我人格的塑造和文学本质的回归。反思文学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在反映十七年这段历史时存在某种严重的缺陷,而反思文学在反思这段同样的历史时,以解放了的思想认知和历史哲学的全新视角对之予以了更为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的反映,这就对那段扭曲的文学史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匡正和补救。     

论六世纪邺城文学在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

文章阐述了邺城文学在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方面邺城文学继承了北魏洛阳时期文学的大部分成果,“北地三才”的文学才能在东魏北齐得到了充分发挥。另一方面,隋朝初年的著名文士“北地三杰”的童年时期都在东魏,他们文学才能的成长在北齐,真正得到海内外的一致推崇则是在隋朝初年。所以邺城文学在北魏洛阳文学和隋初文学之间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     

阿垅的文学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阿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取得了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他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天才创造,代表着40年代乃至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高度。他的报告文学是抗战初期的忠实记录,《南京血祭》具有填补文学空白的重要意义。他的诗论文论深透独到,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文论有着积极的反思和建造作用。阿垅是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本式人物,他的个性化创造及其与时代政治的复杂关系,他的精神痛苦和悲剧命运,引发我们深入地认识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和文学问题。     

论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一客观评价，认为语言的骈化与作品内容的贫乏无必然联系，优秀骈文显示了方块汉字文学的美质美蕴，骈文对文学自觉的彻底实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朝骈文对唐以后的中国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形式基础     

论黄庭坚的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

黄庭坚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文艺理论家和文艺实践者,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崇拜古人、鼓吹“师古”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状况,极易使人感到困惑:“师古”与创新的关系究竟怎样,两者又怎样在黄庭坚身上得到有机统一?其实,我们只要深入研读他的关于文艺创作的全部论述,完整把握其中的本质精神,就不难发现:两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师古”只是为了掌握文艺创作的基本技能,而创新才是文艺创作最后、也最根本的真正目的;两者只是创作者从起步到成熟阶段的不同侧重点,而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其本身也说明了黄庭坚文艺创作观的核心与本质,即鲜明而强烈的创新意识。     

论“川西作家群”的文学史意义

川西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中掀起了一股川派文学的潮流,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叙述语言和写作题材,形成了一个极富地域特征的创作流派。然而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却很少从创作流派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把握。本文旨在从地域性文学流派的角度去思考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积极意义。     

人格的堕落与自我的失落--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汉奸作家

本旨在对抗战时期一个独特的学现象--汉奸作家群落，进行剖析。章着重分析了汉奸作家群落的形成和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学现象。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三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本文从对联的性质和作用论述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目前流行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对中国文学的解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本文指陈前述的文学史观缺点所在,从必要性、可行性角度,力举研究＂民国文学史＂,以弥补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国文学史＂被放逐,从而造成大中国文学史谱系断裂的历史性遗憾。     

以情纬文?——论“中国文学史”的抒情框架及其困境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在诞生之初确立了以抒情为结构框架的模式.强调抒发情感的个人性与独特性是"文学"的根本特征.这与"进化"的文学观念之间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加上与新"文学"运动日渐分离,使得"中国文学史"最终成为一个终结的历史片段,几乎难以参与到当代正在展开的历史中.要赋其予不断更新的动力,需要对它的一些基本前提进行反思,并重新思考由于"文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概念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自我＂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较低的位置。此后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小说再评价的动向,但其地位却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会不同。在＂自我＂文学史观被摈弃的今天,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论何逊诗歌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结合诗人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从何逊诗歌的思想内容、声韵与体制、审美风格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其文学史地位作一考察,并且指出今后应注意加强对何逊这样的二、三流诗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