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生态哲学核心词英译研究

老子哲学是自然哲学，发掘老子哲学的生态价值对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湛约翰、阿瑟·韦利和陈荣捷的译本，考察了他们对老子生态哲学核心词：“道”“无为”“观复”“自然”的阐释与翻译。研究发现湛约翰的阐释融合了部分基督教思想，韦利的阐释具有人类学民族志的特色，而陈荣捷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史和思想史角度阐释。通过分析译者阐释可见，他们大部分情况下能较好地把握和展现老子生态哲学核心词的基本含义，但译者身份不同、所处社会背景不同也使得其译文侧重有所不同。通过对其译文分析发现，译者们综合运用了直译与意译法、语境化释译法、增补翻译法、加注翻译法、音译法等多种翻译方法，以不同方法呈现了老子生态哲学核心词的生态意蕴，不同译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能更好地将老子生态思想展现出来。     

由实践哲学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正在经历从实践哲学向理论哲学的转向。翻译的理论哲学思考集中于翻译本体论研究、主体论研究与存在论研究。其共性是,认为对翻译理论的建构应着重于“翻译之翻译”的理性追问,主张翻译研究应该从“现象翻译”中剥离出来,以便能真正认识翻译的“真值”,从而为翻译理论找到一个恒存的支点。这条路数既可能将翻译研究带上一条简约主义的道路,亦可为自身跻身于人文主义关怀的学术领地开辟道路。     

论从语境整合中把握意义

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实质是语际的“意义对应转换”因此把握意义,表达意义是翻译运作全程中的核心或中心。德国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首次提出“意义在于应用”,意义归根到底取决于“use”。这种语用论意义观赋予意义实践性。本文认为语言哲学拓宽了语言学传统的语境范畴,为语言意义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哲学语用观的语境多维分布决定在语境整合中把握意义,把语言系统与人文、社会、文化、历史等等语境因素整合起来,以达到翻译中英汉语际转换的意义“等效”对等。     

从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看杨宪益译《桃花源记》

本文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桃花源记》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将阐释学“翻译即理解”的基本观点分解渗入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具体的翻译步骤中,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杨宪益的主体性在“吸收”到“补偿”四个步骤中得到了体现。     

《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兼议《论语》三译本

《论语》是对孔子言与行的记录,是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论语》虽是语录体,却属于政治伦理哲学书籍。《论语》的哲学文本性质及《论语》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其中文化负载词时应遵循的原则——“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且以“学术性”为主,“通俗性”为辅。由此,翻译过程中应采取异化翻译策略。     

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诠释

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翻译与价值关系进行“求善”的说明与建构。翻译研究的现实形态是建基于翻译事实之“求真”,且在“求真”过程中获得翻译价值之“求善”的互释：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是彼此关联的。前者是指“翻译是什么”的内在规定,后者是指“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价值意义。以求善为视域,翻译价值既要求“翻译是什么”服务于“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从而关乎价值本体论之域;又兼涉翻译评价与翻译规范,从而渗入了翻译合法性、规范性与伦理性的哲学思考。作为广义的翻译价值论,它是对翻译合法性、规范性与伦理性的哲学思考,由翻译价值、评价、规范共同组成一种求善的价值观念。     

张东荪对康德哲学概念的译解

张东荪在对西洋哲学的引介与探讨上对国人的贡献颇大,其输入的西洋哲学,几乎涵盖了西洋哲学的主体部分与核心部分的全部。他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著述中的一些做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参考和借鉴,尤其是对康德哲学的关键概念如“apriori”、“transcendental”与“transcendental”的把握与翻译值得后人学习,对目前思想概念词语的翻译困境及对策研究有很大启示。     

没有论证,何以哲学——兼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

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2017)在国内还比较少受关注,虽然也已经出现了几本以阿佩尔哲学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无论是从翻译来看还是从论著来看,阿佩尔哲学尚未在国内哲学界成为一个重点和热点。阿佩尔的哲学是所谓“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而方法上的特色是所谓“先验论证...     

释义学翻译理论综论

释义学翻译理论是以释义学的基本原理——对应的配合——为指针, 以翻译实践所需要的方法手段为核心,探讨文学翻译在多元格局中所需求的语言转换功能及其动态模式。这一理论重在研究文学翻译实践中关于艺术性或审美意义上的语际转换, 也就是语言形式外壳的因素在 “脱离”之后如何使原文意蕴内涵的保留成为可能, 以及这种可能经由目的语文化的吸收之后如何在语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之 “异”, 同时造成 “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和艺术感染力, 进而促进目的语本读者的审美领域的扩大及其艺术水平的提高。重要的是, 它提倡以 “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的中国哲学精神来研究文学翻译的方法论, 使中国哲学在译论上发挥出应有的指导意义和艺术功能     

用语义语用结合的方法研究翻译

通过对以“对等”为代表的纯语言学模式翻译研究的批判,以现代语言哲学为导引,结合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建构一个以意义研究为核心的翻译认识体系,从而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切实提高译学研究水平。     

“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

“新直译主义”(Neoliteralism),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评估和判断。“新直译主义”是在“直译”“意译”的矛盾发展和争论中形成的一种翻译理论,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的哲学和诗学本质。“新直译主义”启发了韦努蒂的“异化论”的翻译理论。然而,由“异化论”引发的“异化”“归化”的翻译理论之争使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集体失语。韦努蒂的“异化论”掩盖了“新直译主义”的光芒,加上传统“直译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新直译主义”在国内译界的模糊认识,国内译界几乎没有学者系统研究“新直译主义”。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也被忽略,它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试图分析“新直译主义”特点以及与“异化论”的区别,并进一步探究“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从而摆脱异化、归化的樊笼,使“新直译主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文学翻译真正具有“文学性”。     

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以中国大陆翻译的历时变化为例

蒯因作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以语言哲学视角对于翻译活动进行了经典解读,而现代翻译活动受到实际社会文化变迁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本文试图将蒯因在语言哲学层面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现实世界中的翻译不确定现象进行联结,简要回顾了“翻译的不确定性”概念和现实世界影响翻译的因素,并结合现代中国若干时期翻译的历时变化特点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译者的主动性和个人背景在翻译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外部世界各种变量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论译者的阐释之维

以哲学阐释学视角审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是当下译学研究突破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藩篱而开辟的新视域,有相当的探索空间,而借哲学阐释学理论探析译者的阐释之旅,透视翻译的本质与特性,也颇具尝试性意义。文章认为译者阐释的主体性客观存在,但“努力再现原著”仍是译者阐释原著时必须遵守的道德性原则,这也是丰富和发展译语语言能力的绝好路径。而“再创造”翻译观混淆了创作与翻译的界限,模糊了译者主体能动性之度的把握,如果阐释者一味追逐创作而非专注于对文本的理解,那么,翻译将进一步蜕变为一种既不像创造也不像翻译的畸形文类。因此,准确界定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容忽视。     

目的论视角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太适合应用型文本的翻译,因为他们都强调“忠实”、“对等”,译文的好坏以原文为标准。广告翻译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语言交换活动。在广告翻译中应以目的论为指导,不拘泥于语言形式,而要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特征、文化习惯和读者期待,以达到广告预期的商业目的。     

和谐翻译以及和谐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和谐属于关系范畴,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谐翻译观发源于中西哲学和美学传统。郑海凌率先提出文学翻译的“和谐说”,并指明和谐翻译具有五个特性,并且这五个特性相辅相成以达到圆满调和的理想境界。广告翻译作为应用文体,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为特色,并极具促销力、创意性、美感及文化适宜性。“和谐说”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对广告翻译更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该文也结合译例分析了和谐翻译的五个特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中国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与西方哲学的“存在”相对应的概念,但有类似的思想,知道、气、理等;不过仅仅是类似,而不是相同,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理解的这些范畴虽然具有本质的含义,却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与感性事物融为一体的.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引入了西方哲学的诸多概念,包括存在(being)概念,但由此引发了翻译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主张把being翻译为“是”.这种翻译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将其译为存在是合适的,翻译根本上是一种理解,是把另一种文字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嵌入本族文字和文化的过程,而理解就会有差异.因此将一种哲学完全准确地翻译为另一种文字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哲学研究的重点就不应放在文字的理解上,否则便会舍本逐末,妨碍哲学研究的深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物论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唯物论思想,是在和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的唯心论(魏晋时期)、主张“神不灭”的宗教唯心论(南北朝时期)作斗争中发民起来的。在魏晋时期,曾经有过一阵注解“易经”和”老子”的运动,他们吸取了老子书中“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孔子思想的注解。这运动代表了当时的豪门世族的要求。他们想把当时整个政治放在豪门世族手中,使君主“无为”,仅仅成为他们的工具。这个要求反映在哲学上便成为唯“无”哲学。它的代表人是何晏、王弼、荀粲等。他们曲解老子哲学,只提到“有生于无”,故意丟掉”有无相生”,并从而认为”无”是老子思想的中心;同时又说“圣人体无”,认为孔子也是以“无”为中心。何晏以这个意义去注解“论     

翻译“神似”论中的哲学命题议

本拟从思维逻辑角度探讨傅雷提出的“神似”翻译理论，借用中国哲学中有关言、意名题，形、神命题和中庸之道来阐释“神似”理论，找出其哲学理据，并认为傅雷的神似论符合哲学思辩规律，为后期的翻译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翻译"神似"论中的哲学命题议

本拟从思维逻辑角度探讨傅雷提出的“神似”翻译理论，借用中国哲学中有关言、意名题，形、神命题和中庸之道来阐释“神似”理论，找出其哲学理据，并认为傅雷的神似论符合哲学思辩规律，为后期的翻译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道理与真理: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

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为一些哲学核心概念的差异。通过对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和Ｂｅｉｎｇ等西方哲学概念基本词义的辨析,可见用“哲学”翻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用“本体论”翻译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根本困难,其根源在于中西学术语言对Ｂｅｉｎｇ范畴的不同理解;并由此使　“真理”与“道理”的区别构成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差异。